二

在这篇序里，我还想提出关于李闯王的归宿问题。我们应当把真实有据的历史事迹和口头语言艺术门类中的传说故事区别开来。一些撼动人心的重要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时过境迁之后，往往会在社会上留下相关的文字记载和口头记述，它们相伴而生，真假难辨。仔细考察，两者的性质其实很不相同。有的口述材料是当事者的史实记述，可归之于“信史”范畴，有的却融汇着人们出于主观情绪色彩的夸张虚构因素，虽和真切史实有别，却可以作为从特定侧面展现历史的口头文学来看待。早在南宋时期，著名学者洪迈编撰《夷坚志》这部宋代故事集成时就讲明，它们的内容有的“信而可传”，有的则奇幻怪诞，它们“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两者各有其文化价值。以关于李闯王归宿的各种纷繁传说而论，真实可信的说法自然只能有一种，至于其他说法如出家为僧或只身脱逃终归故里等，作为表达人们对闯王同情期望的口头文学，不仅在当时有其艺术生命力，直至今日也不应该抹杀它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李自成，还有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等，也同样有出家为僧以图东山再起的口头传说在特定时空背景之上流传。民间传说具有口头文学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例如其中的孟姜女、白蛇传、花木兰等，往往有几个“故里”，故事情节也有很多歧义。关于李闯王归宿的各种说法，完全可以用民间传说的这一构成原理来说明。“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一千多年前我们的前辈学人对此就有了很明智的见地。许多年来，有关李闯王归宿的种种说法也都在民间口头并行不悖地各自流传。湖北通山的李闯王传说，已通过专家委员会评审，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中。其他地方的李闯王传说，自然也可以作为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看待。在民间文学作品中，适当的虚构是合理的，只是不应当将传说与史实混淆起来，在历史文物领域再生造出一些“闯王陵”来争抢旅游市场罢了。

《遗恨千秋》这本书主要讲的是闯王殉难的这一历史事件，所涉及的故事传说并不多。而他在二十多年间跋涉山野遍访乡民所得，却是真实的历史记叙和虚实杂糅的故事传说兼而有之。我看过他从1962年11月3日开始，一直记至1984年4月15日为止的共计70篇访问记录，如1965年5月上旬所记陈婆谈话：

我从小就随娘下堂到这里来了。听爷娘讲李闯王故事，说李闯王在屋上首的大石洞躲过，以后就叫皇躲洞了。在前辈不准叫皇躲洞的，只能叫黄土洞，县官说李闯王是个逆贼，哪个人叫皇躲洞，就是皇帝老子躲了的洞，就要捉哪个去坐牢。李闯王死了以后，他的一匹大白马转原路跑回了皇躲洞，日里就躲起来，夜里就出来吃油菜、豆麦。后来我们这一带人就到九宫山请了个道士来打了一场蘸，做了一个白马庙，庙里画了一匹大白马，请神时就念：“皇王李大帝，白马大相公……”从此白马就再有（没有）出来害人了。

这位90高寿的陈婆的口述，就是山乡居民世代口耳相传、具有虚实混融特征的民间传说，在朴实叙说中，也饱含着当地居民对李闯王的崇敬与同情。它显然不是纯粹的历史记忆，而是生动鲜活的民间传说。我们应当从另一角度来评估它的文化价值。在全国大规模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李闯王传说已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中，朱型淼也被评定为李闯王传说这个非遗项目的传承人。我们除保护好湖北通山李闯王陵墓这一重要的历史文物之外，还应将有关李闯王的种种口头传说作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保护，让它在人们口头世代相传，和闯王陵相伴千秋！

我作为湖北省的民间文艺学家，多年来对闯王在鄂西北一带扎营、义旗高举和最后在通山殉难的悲壮口头传说，一直十分关注。从1986年起，曾四次赴通山拜谒闯王陵，采录故事传说，并在兴山采录和探究过小李王及高夫人于茅麓山抗清的惨烈故事。姚老早在1956年就曾被邀请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兼职任教，以自身的文学生涯为基点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我当时作为中文系学生会的学习部长，专门承担了对姚老的接待联络工作。20世纪80年代姚老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时，我还特地向姚老介绍过我所知的有关李闯王在通山殉难的民间传说，讨论他对小说结局的构想。华中师大中文系，作为中国新文学学会的发起单位和办事处，一直将《李自成》及姚老创作成就作为学术研讨重点之一，同姚老有着亲密关系。这次笔者有机会读到《遗恨千秋》书稿，并同朱型淼先生结识，再次重温闯王“起兵乱大明”，最后殉难于九宫山的悲剧历史，不禁又激荡起对闯王、对创作小说《李自成》的姚老和通山县保护闯王陵、传承闯王口头传说的众多乡民的情感波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来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刘丽丽，她就是以研究关于李闯王的民间传说作为博士论文论题，因而我校民间文学专业师生，都被深深地吸引到对闯王史实和传说的搜求及学术研讨之中，我们愿紧紧抓住这中国历史文化的一角做出自己的学术奉献！

2011年新年试笔

【注释】

[1]朱型淼、陈文琴：《遗恨千秋——大顺皇帝李自成终归殉难于通山》，武汉：长江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