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成果，而这一伟大斗争又是中国人民长时期反抗封建主义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的继续。这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多年的民间文学园地中，对过去表现阶级对立和革命斗争的民间文学作品的发掘整理与研究评论，便很自然地受到高度重视了。在1966年以前出版的107期《民间文学》中，评论工人、农民诉苦歌谣和革命斗争歌谣的文章达26篇，评论历代农民起义叙事作品和革命传记故事的文章达31篇，在民间文学理论成果中占有突出地位。

着重于社会历史价值的评论研究，在歌谣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可以举出下列篇目：何其芳的《论民歌——〈陕北民歌选〉序》^[10]、李岳南的《论民间歌谣及其战斗性的传统》^[11]、贾芝的《老苏区的民歌》^[12]、萧三的《〈革命民歌集〉序言》^[13]、乌丙安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老革命根据地歌谣简论》^[14]、吴超的《人民战争的颂歌——读抗日战争时期的歌谣》^[15]。这些文章选取具体生动的事例，论述了各个历史时期产生的革命歌谣及其在斗争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李岳南在他的论文中指出，旧时代的劳动人民“他们受尽了侮辱与损害，欺蒙和绞杀，但是，他们从不肯熄灭了反抗的火种。最忠实地记录并反映这种反抗过程的，便是民歌、民谣。那么，我们如果不知道劳动人民的歌谣，就不可能懂得劳动人民的斗争历史”^[16]。这里所揭示的中国民间歌谣这一特质，虽然说不上是很新的发现，却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正确论断。

在这些文章中，何其芳的《论民歌》内容厚实，尤见功力。它本来是为《陕北民歌选》一书所写的序言，实际内容却远远超出陕北民歌范围，联系旧中国的历史文化，对表现民众生活与心理的民歌作了相当全面而深入的考察。文章认为，“产生在旧时代的民歌的确主要是农民的诗歌，而且主要是反映了他们过去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对于那种生活的反抗”。作者不仅看重那些直接表现农民反抗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民歌，而且认为在民歌中，情歌占绝大多数，对它们也作了较高的评价，还提到民歌中所揭示的一些生活真理，表明农民对现实的观察和理解达到十分清醒的程度，因而具有很高的思想性。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民间文学，不可能不打上封建主义的烙印，作者却以为“这种烙印主要的还并不是表现在某些封建思想的侵入，而是表现在和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秩序对抗的作品占了很大的数量”。在文章中，他将民歌和民间戏剧作了一番比较之后认定，民歌“具有更浓厚的劳动人民的特点，更直接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愿望和要求”。因而更值得我们珍视。文章还考察了农民斗争的根本转变及新的革命歌谣，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指出“这种民歌就不再是农民悲惨生活的表现，而主要是革命的战歌和对于新社会的赞颂了”。作者视野开阔，考察民歌时注意将它和相关艺术进行比较，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而又不拒绝对“五四”时期歌谣学成果的吸收，因而这篇文章论析精当，不失为我国当代歌谣研究的出色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