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少数民族中间流传的长篇叙事诗格外丰富多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蒙古族的《嘎达梅林》，彝族支系撒尼人的《阿诗玛》于1950年和1954年先后整理发表，受到广泛好评之后，许多优秀之作陆续发掘出来，和全国读者见面，对这些叙事诗的评论研究，便成为本时期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工作的重点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著名的三大史诗，即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柯尔克族的《玛纳斯》和蒙古族的《江格尔》，本时期均有部分章节同读者见面，并随之出现了第一批评论介绍文章，如黄静涛的《〈格萨尔〉序言》^[50]、徐国琼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51]、刘发俊等的《民间英雄史诗〈玛纳斯〉》^[52]、多济的《〈江格尔传〉简介》^[53]等文，介绍了三部史诗的基本面貌，对其富有人民性的内容和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艺术风格给予了热情肯定，并为它的宝贵价值所深深吸引。黄静涛的文章指出：“藏族民间文学，首先是《格萨尔》，不光是文学的神书，同时也是一部关于古代社会及民族发展的百科全书。借助于这部作品，不但可以窥探藏族文学的历史，也可以研究藏族的社会历史及其他各方面的有关问题。它不但对文学家们有所裨益，对于各方面的专家也有其参考价值。”三大史诗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本时期已有良好的开端，到80年代获得了为海内外所瞩目的重大成果。

云南傣族以拥有多部民间叙事诗而著称。由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西双版纳调查队集体写作的《傣族古代的几部长篇叙事诗》^[54]，根据实地采风所得的宝贵资料，初步译介了《召树屯》《玉喃苗》《香萌》和《兰嘎西贺》几部有代表性的作品，使全国读者不能不为傣族民间歌手杰出而丰富的艺术创造力而惊叹。但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在《民间文学》上展开的关于表现爱情悲剧的一部傣族民间叙事诗《娥并与桑洛》的讨论。

《娥并与桑洛》叙述一位富家之子桑洛抗婚，借口做生意离家出走，在异乡爱上了娥并，但寡母却残酷迫害娥并致死，于是桑洛以自杀殉情表现了对扼杀他们婚姻自由的封建家长制的最后反抗。这样一部优美生动为傣族人民所喜爱的民间叙事诗，整理本发表后，有的读者给予好评，也有一些读者批评它是一部“孬诗”，其理由是两个主要人物塑造得都不成功，他俩的爱情缺乏基础，对封建势力的迫害没有反抗精神，显得软弱无能。建议“长诗应该揭示出桑洛思想上的阶级烙印以及他如何克服本阶级所带给的局限性，在斗争中成长为反抗封建制度的英勇的战士”^[55]。

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李岳南、朱宜初、曹廷伟、晓雪、佘仁澍等对这部长诗的思想艺术特色及其整理工作作了中肯的评论。他们认为，《娥并与桑洛》是一部具有斗争性的、反封建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秀作品，但也存在着一定局限性，男女主人公的性格有其软弱的一面，从而构成旧时代的爱情悲剧。长诗的整理基本上是成功的，但在忠实于原貌上有其不足之处。在对它的批评意见中，既有不合历史的苛求，也有不顾民族生活、风土习惯和审美观点的苛求，表现了一些人对待民间文学遗产的简单粗暴的倾向。

通过这次讨论，不但给予《娥并与桑洛》这部长诗以公允的评价，而且提高了人们评论鉴赏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能力。

撒尼人的长诗《阿诗玛》的整理发表，充分显示出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迷人光彩，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喜爱赞赏，随之出现了一批对这部长诗的评论研究文章。有一些文章着重评析它的整理工作的得失，也有一些文章对长诗本身的思想艺术特点和文化史价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1956年发表于《文学研究集刊》的孙剑冰的长篇论文《〈阿诗玛〉试论》^[56]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它没有停留在对整理出来的文本的评论上，而是从研究整理本所依据的20份原始资料以及自己去当地调查所得材料入手，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知识，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剖析这一民间口头创作的主题、人物关系、情节结构和语言风格，以自己的科学论断丰富了人们对这部长诗的本来面目的认识。如对阿里和阿诗玛的兄妹关系的肯定，对情节发展中阿里射箭和岩神出现的象征意义的揭示等，均较有说服力。1979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将此文编入《中国民间文学论文选》时，作者在附录中认为此文有自以为是的毛病，并向被批评的同志表示了歉意。而就它的基本内容来考察，却不失为对一件民族民间艺术珍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微观剖析的成功之作。尤其是它写于我国民族民间文学事业蓬勃兴起的初期，更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