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与民间文学思潮
《民间文艺集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民间文学事业获得了蓬勃的生机。“五四”时期就已开展的歌谣学运动，成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工作和民间文艺学的良好开端。但受着历史的局限，这一活动未能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地进行并取得应有的成果。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紧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建立，担负着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发掘与研究民间文艺的工作，理论建设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当时还没有条件把建设中国民间文艺学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首先是确定和普及有关民间文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和中外一些杰出文学家有关民间文学的论述得到广泛宣传。《民间文学》曾发表恩格斯的《德国的民间故事书》《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以及《列宁论民间文学》，以专文评介马克思青年时代搜集的民歌。在这个刊物上，不仅刊出了高尔基的《论民间文学》《谈故事》和《谈〈文学小组纲要草案〉》，还发表了苏联民间文艺学家皮克萨诺夫写的《高尔基与民间文学》及西道洛娃写的《高尔基论民间文学》。
中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的思想在新的时代重新焕发光彩。赵景深、常惠、汪曾祺、周启明（作人）、路工等在《人民日报》《民间文学》等报刊上撰文，不仅评介了他有关“生产者的艺术”“不识字的作家”的一系列论述，还赞赏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广泛利用、吸收民间文学材料，因而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到20世纪80年代初，钟敬文发表《作为民间文艺学者的鲁迅》，进一步将他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卓越的民间文艺学家”，对其有关言论与学术贡献，作了全面的阐释和评价。
鲁迅和高尔基有关民间文学的著名论断，至今仍受到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重视。
从1950年11月问世的《民间文艺集刊》发表开也夫的《苏联民间文学理论和一般问题》开始，苏联的民间文学理论成果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中国来。1955年4月创刊的《民间文学》杂志，头两年几乎每期都要刊载这方面的文章，其中有普罗普、契切罗夫、波米兰才娃、普什卡辽夫、斯捷尼里柯夫和克鲁宾斯卡娅等人的文章，也选刊过《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有关民间创作的条目。还出版了《苏联口头文学概论》（克拉耶夫斯基）、《民间文学工作者必读》（克鲁宾斯卡娅等）、《苏联民间文艺学四十年》（索洛柯娃等）及《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等著作。连树声、刘锡诚、马昌仪在这方面付出了大量心血。苏联民间文艺学成果，给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以宝贵启示，中国高等学校中文系普遍开设民间文学课程，正是借鉴苏联的结果。
当时从事民间文学工作的中坚力量，由早在二三十年代即投身于歌谣学、民俗学和40年代参加延安革命文艺运动的两部分文化人组成，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重视和学习工农群众的“萌芽状态的文艺”的基本精神，解放区采集民歌和民间故事以及吸取民间文艺养料，创造群众喜爱的革命新文艺的宝贵经验，受到高度重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首任会长、著名作家、学者郭沫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说自己“过去是看不起民间文艺的，认为民间文艺是低级的、庸俗的。直到1943年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才启了蒙，了解到对群众文学、群众艺术采取轻视的态度是错误的。在这以后渐渐重视和宝贵民间文艺”。这段话就反映了当时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2]。
1955年4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著名刊物《民间文学》创刊。在它的《发刊词》中，表达了中国民间文学事业所遵从的一些基本理论原则，成为重要历史文献之一。
它首先指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和各兄弟民族的人民，不但创造了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各种精神财富。人民的口头创作，就是这精神财富的一部分，而且构成为民族文化的精华。
关于民间文学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发刊词》中指出，过去优秀的人民创作是人民教养上永远需要的一股活的泉源。它不枯竭，也不变质。新的人民创作的社会教育作用更为巨大和深刻。民间文学还是我们今天了解以往的社会历史，特别是人民历史最真实、最丰饶的文件，不但具有教育作用，同时也具有随历史演进而不断增强的认识作用。
《发刊词》中特别指出，民间文学知识不仅能够给作家以可贵的帮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否则，他的研究或批评将是不完全的，甚至不免于错误。此外，它还有加强国内各民族团结和世界人民合作的巨大作用。
《民间文学》的创办，就是为着推动我国各民族口头文学的搜集、整理，同时促进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既给广大群众提供有实益和有趣味的读物，也给文艺工作者提供学习研究的有用材料。
《民间文学》杂志除了在“文革”期间不得不停刊以外，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包括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在内的中国民间文学工作的一个主要窗口。《发刊词》的基本思想在中国民间文学工作中得到了实际体现。
从《发刊词》和当时民间文学工作的主导思潮来看，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作指导，融汇着苏联人民口头创作理论的成果，也体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革命文艺同民间文艺保持紧密联系的宝贵经验，但也存在局限性和失误。
当时学习苏联口头文学理论无疑是有益的，但由于受着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所翻译出版的实际上还是一些入门书，来不及将那些更深刻的民间文艺学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来，因而所吸取的东西便失之浮浅。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受苏联学界批判“英美反动民间文艺理论”的影响，对西方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成果完全采取排斥的态度；甚至将“比较研究”这种研究人类文化的基本方法之一，也视为“资产阶级方法”而拒绝运用。
当时在我们的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所运用的基本上是社会学、文艺学的观点和方法。未充分考虑民间文学的特殊性质，完全把它作为一般文学类别来对待，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十七年间的社会政治运动持续不断，发表和推广民间文学作品，不能不考虑和这些运动相配合（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刊载《兄弟分家》的故事等）。对民间文学作品的研究评论，也常常着眼于围绕政治中心阐释它的主题思想和教育意义，作浅层的艺术分析，没有树立起把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努力建设的自觉意识，自然这门学科也难以在这十七年中获得长足进展了。
关于民俗同民间文学的关系问题，值得特别提出。
民间文学同时也是一种民俗事，同民俗学的关系十分密切。许多国家的人文科学都是民间口头文学包括在民俗学之中。中国“五四”以来本有一批学者从事民俗学研究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钟敬文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950年5月写成的《谈谈口头文学的搜集》一文中，曾经很中肯地提到民俗学对于民间文学工作的重要意义：
再次，对于民俗学、民族学及人类学等的智识也要具备一些。这些学问都是跟记录和研究口头文学有关系的。特别是民俗学，过去有一个时期（在西洋和中国都一样）它的主要对象就是口头文学。现在虽然已经改变了，但是歌谣、故事等传承文学的记述、研究，到底还是民俗学的一个重要部分。稍稍涉猎这些学问，可以使我们明白口头文学的性质、意义、种类和机能等，同时还可以使我们明白一般传承文化的性质、种类及它跟口头文学的关系。（自然，我们不能不相当警觉，过去许多关于民俗学、民族学及人类学的著作，在观点和立场上，多少是跟资产阶级的思想及态度有关系的。）一二十年来，我国关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记录，在传达的技术上比较富于客观性的，有不少出自那些民族学者和民俗学者的手，这足以证明民俗学、民族学等智识在搜集工作上的需要。[3]
可是这种正确意见在当时的学术文化环境中不仅得不到支持和采纳，反而随着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批判资产阶级运动的不断升级，民俗学也遭到严厉批判和完全否定，于是在民间文学领域，“左”的庸俗社会学的思潮更加泛滥成灾了。
中国民间文学思潮的上述弱点，在苏联学者1959年撰写的《现代中国民间文艺学》[4]这篇总结性的文章中早已指出，他们说：“中国民间文艺学由于固有的民族传统的原因，易于与文学理论发生关系，但是和民族学（民俗学）却联系很少。”“民间文艺学与民族学这种不协调的现象”反映在许多学术活动中。他们的观察是敏锐的，只是当时没有可能认识到这是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剧烈危害的“左”的思潮在民间文学领域的反映，只好从文化传统上去寻求解释了。
对中国民间文学思潮的反思，虽然直到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才全面进行，实际上1964年即已开始。这一年胡乔木约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负责人贾芝谈话，就进一步做好民间文学的记录、出版和研究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指导性的意见，其中就涉及民俗学等方面的问题，他指出：
民间文学的研究，实际上是与民俗学分不开的。我们很难设想把它们分开，分开了，人们就不易看清它的性质。比如明清民歌，我们就不容易弄清是不是都是民歌？是什么地方的民歌？流传的范围怎样？等等。现在我们搜集民歌，情况比以前好多了，但缺少说明，也不能使人正确地理解作品。……现在，搜集工作着眼在文学多，民俗的记录少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没法子割开，它们本身就是一个东西。
民间文学研究，比较历史研究法还是要承认的。……如同语言学的比较研究一样，比较历史研究法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历史。民间故事的演变，雷同是有的，民间故事的分布表示文化流进的路线，也有一种特殊的表示居民迁徙的痕迹，这对历史研究是有价值的。现在人少，从事研究的少，过去研究的人现在又不研究了。这些还是要研究，像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演变的研究，还是有价值的，他的材料不完全，解释可能不准确，但故事的演变可能是事实。民间故事由一个地方流传到另一个地方，由一个国家流传到另一个国家，这是有的，如阿凡提故事，就流传在不同国家。同样的民间故事，中国有，离中国很远的国家也有，不应轻易武断，拿一两条根据推断。但的确可以研究。[5]
上述意见表现出卓越的学术眼光。如能按这一意见对中国民间文学工作加以改进，实行新的转变，无疑将加强它的科学性，并对民族文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可惜时隔不久，全国就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中，民间文学工作的改进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有幸的是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终于迎来了这一转变，但这已是20年之后进入另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