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艺范围界限与工作任务的讨论
1958年，“大跃进”新民歌的出现，给文化界和民间文学界以巨大震动，引起了有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间文学范围界限、发展趋势及民间文学工作任务的思考与讨论。
《红旗》杂志1958年第1期发表了周扬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这篇文章不但高度评价了新民歌，认为“这是一次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歌；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展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远景是：
未来的民间歌手和诗人，将会源源不断地出现，他们中间的杰出者将会成为我们诗坛的重镇。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诗人之间的界线将会逐渐消泯。[17]
随后，郭沫若、周扬合编的《红旗歌谣》出版，在《红旗歌谣·编者的话》里，又提出了“新民歌可以说是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的论断。于是，人们围绕新民歌和上述论断，就社会主义时期新民间文学的特征、范围界限、发展趋向及民间文学的工作任务等问题进行研讨，提出了种种看法。
在对新民歌的一片叫好声中，吴雁（王昌定）在天津《新港》1959年第8期上发表了《创作，需要才能》一文，文中指出：
创作，需要才能，并非人人都能成为作家，这道理似很浅显，却也并非人人都能懂得的。
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我认为，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作家……
完全脱离开自己的基础，那种敢想敢干实际上是吹牛，值不得拍手叫好。说是一天写出三百首七个字一句的东西就叫做“诗”，我宁可站在夏日炎炎的窗前，听一听树上知了的叫声，而不愿被人请去作这类“诗篇”的评论家。
文章结尾处，在答复别人“你是不是想在某些人头上泼冷水”的问题时写道：“冷水能起到清醒头脑的作用。把创作劳动想象的甜蜜蜜，不懂得其中甘苦和规律，却一味蛮干下去，在我看来，是不会得到什么好效果的。”
吴雁的文章，正确地批评了“大跃进”时期群众创作活动中的浮夸风，其中也包含着对过高评价新民歌的异议。接着，《文汇报》《萌芽》《民间文学》《新港》等报刊就吴雁的文章展开了讨论。当时有不少人在讨论中表示赞同吴雁的观点，但报刊发表的却多是对吴雁的批评，指斥他“以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对群众创作百般非难，大泼冷水”[18]。
如何评价“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在民间文学界多年来一直存有争议。1982年5月，《民间文学论坛》创刊号发表了周扬写的《〈红旗歌谣〉评价问题》，对新民歌作了不同于过去的新评价。他写道：
中央对大跃进运动已基本上做出了结论（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这些运动中的错误。当时的一些新民歌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一些错误的东西。
《红旗歌谣》中搜集的新民歌是大跃进中涌现出来的新歌谣，它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和无比的革命热情，以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前程的向往；同时，新民歌也反映了党的领导的“左倾”错误思想，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曾经使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我们应将这两者区分开来。
这篇文章中还披露了一个重要情况，就是毛主席当时曾说“《红旗歌谣》水分太多，选得不精”，“还是旧的民歌好”，表现出他对诗歌的高度鉴赏力和对新民歌的冷静评判。至于当时把新民歌作为“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的说法，不用说早已被历史所抛弃，成为过眼云烟了。
在“大跃进”新民歌和对新民歌浮夸评论的冲击下，人们对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工作的对象、任务等感到困惑，提出种种问题和设想。
有的人认为，今天的群众创作与民间文学，二者字面不同，实质是一样，因此所有的群众创作都可以包括在民间文学之中。
有的人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间文学不断发展，民间文学和知识分子创作互相影响的结果，两者会逐渐合流。至于合流的实现，有人认为那将是一个很长的渐变过程，有的人则认为现在已经合流，知识分子采用民间文学形式所写的作品，就是民间文学。
由此出发，对民间文学工作所应承担的任务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设想。有人提出民间文学工作对象应包括工农群众创作和民间文学遗产两部分，而组织群众创作则是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工作的新特点，应把它放在首要地位来看待；另一些人则认为民间文学工作只是对工农群众创作当中具有传统民间文学形式的一部分（如新民歌）进行搜集、整理、推广和研究，等等[19]。
和上述问题相关联，还有一个今、古关系问题。有的人认为重视传统民间文学就是“厚古薄今”的表现，主张民间文学工作向“厚今薄古”方面去转变。
1960年8月，以总结十年、确立中国文学艺术工作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心，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期间举行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扩大理事会上，周扬就上述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我觉得民间文艺研究会有一些争论，这个很好……文学艺术的会议，思想的会议，有辩论是好现象。
关于民间文学，民间文艺的范围，究竟什么东西是民间文艺，什么不是民间文艺，这么一种争论是不是有意义，我看是有意义的。
民间文艺它既然当作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应当有个范围，不能没有范围。任何一种学科都应当是有个范围的，没有范围不行。旧的时代的民间文艺范围，有很多人都划过了。现在的问题发生在一个新的时代的民间文学，群众创作多种多样，突破了原来的民间文艺样式。那么范围怎么划？这里发生了争论。有的主张宽一些，凡是劳动人民的创作，从民歌一直到文艺论文都是民间文艺；一种划法比较窄，传统形式、民歌、民间故事是民间文艺。
我偏向于这么一种看法，是不是有点保守，也许是一种调和派的意见。民间文艺，第一还是要劳动人民的创作，工人农民劳动之余，他们的创作。这一条大家没有争论。过去的民间文艺是劳动人民的创作，现在的民间文艺也是劳动人民的创作。
新时代的劳动人民，他们是国家的主人，并且一天天地提高了文化……他们掌握的文艺形式、文艺手段，也越来越丰富了。他们不仅可以唱民歌，也可以唱别的东西，不但可以写民间故事，他也可以写小说甚至可以写论文。……所以是不是还是加上一个条件，还是要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他们能够掌握，而且能够在劳动人民里面来推广、流行。尽管它的形式，民歌的形式起了变化。故事的形式起了变化，但是形式上还是比较简易，比较同传统有联系。所谓同传统有联系，并不是一个保守的概念。同传统有联系，就是同群众有联系，因为群众习惯了这些东西，而且比较方便。
还是要划一条界线，就是说劳动人民创作的，大体上采用原来流行的形式、传统的形式，但是又突破了这个形式，甚至还创造了新的形式。他即使是创造了新的形式，这个形式也是能够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掌握，而且容易流传。
这个线不是永恒的，将来这个线是要消除的。同志们不是讲合流吗？总的趋势是要合流的。合流的时间有多长？当然是要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民间文学、民间文艺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同任何历史的范畴一样，同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一样，有它的发生，也有它的消灭。民间文艺将来它是会没有的。
要搜集新民歌，也搜集旧民歌。……毛主席说，民歌新的要搜集，旧的也要搜集。毛主席非常重视旧民歌，因为旧时代民歌里面有很多宝藏。
既然是研究会，还是要强调搜集工作，强调研究工作，新旧都要，新的要搜集，旧的要搜集，新的有个范围，旧的也有个范围……正是发展中的民间文艺就在群众创作里头，包含了许多新的不定型的民间文艺，因此民间文艺研究会应当去重视它、推动它。但不能把推动群众创作作为全部任务，因为它还要去搜集、研究过去的。……它是从研究新旧时代的民间文艺，用研究的成果去推动。[20]
贾芝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间文学的范围界限和工作任务》[21]为题发言，集中概括了这次理事会讨论的成果。
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的范围不能无限扩大。由于劳动人民的文艺创作已经突破了民间文学的传统形式，开始采用各种新文艺形式，因此不能以是否出自劳动人民之手作为确定是否属于民间文学的唯一标准。民间文学的表现形式，应当是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又便于推广流传的，与民间传统有联系的形式。除集体性、口头性仍然是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之外，还要加上传统性与流传性。
因此，工农群众创作的并不就是民间文学，不应当把群众写的小说、剧本以及工厂史、公社史、革命回忆录等归入民间文学的范围。知识分子利用民间形式所写的作品也不属于民间文学之列。民间文学与非民间文学合流的过程还没有实现，民间文学并未消亡。
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的工作任务仍是继续推行1958年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确定的“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工作方针。关于民间文学工作中的今、古关系问题，应当是今古并重，而新作品与传统作品并重，新、旧不可偏废。
这次扩大理事会对当时由“大跃进”新民歌的冲击所出现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予以研究回答，坚持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方针，使我们在1960年以后的几年中，对民间文学的发掘和研究都获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民间文学以及民间文学的发展趋势，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这次理事会虽然取得了成功，因受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认识的限制，因而无法对新民间文学以及民间文学与非民间文学的合流等作出真正的科学论断，大会发言中将有些人提出的民间文学已经消融于群众创作之中，从而产生的民间文学消亡论，作为“从阶级斗争熄灭论走到民间文学熄灭论”来批判，就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例子。按照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特点，把握民间文学的发展趋向，并适时转变我们的工作内容与方法，至今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之一。
【注释】
[1]原载《通俗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它是笔者应邀参加《当代中国民间文学事业》一书所写的头两章，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十七年间的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成就，于1989年在烟台写成，并在写作过程中和刘锡诚等多位学人研讨过。
[2]1950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成立，开启了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历史新阶段。周扬作为中宣部及文化部副部长，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他在主持成立大会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民间文艺是一个广阔的富藏，它需要我们有系统地有计划地来发掘。”他肯定了“五四”以来的民间文艺学成果，并倡导：“今后通过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文化创出更优秀更丰富的民间文艺作品来。”而周扬看重民间文艺的这一理念，又因他由上海去延安后，1940年在《中国文化》杂志上发表关于文艺创作利用旧形式的文章，同毛泽东商讨，毛泽东于1940年11月2日致信周扬，以卓越见地提出：“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在当前，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从这里可以找到周扬文学理念转变的契机。上述文献因一直未正式发表，故鲜为人知。详见刘锡诚：《周扬与我国民间文学事业》，《双重的文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51页。现特予补注。刘守华2017年2月10日。
[3]钟敬文：《谈谈口头文学的搜集》，《民间文艺新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部，1950年，第199页。
[4]［苏］李福清：《现代中国民间文艺学》，马昌仪译，《苏联民族学》1960年第1期。
[5]胡乔木：《对民间文学工作的几点意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
[6]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一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
[7]本节所引文字，均出自《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一书，不一一注明。
[8]《文艺报》1954年第1—2期附刊。
[9]《民间文学》（月刊）1955年第2期。
[10]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编写：《中国文学史》上册《前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11]北京师范大学55级编写：《中国民间文学史》初稿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82、280页。
[12]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印：《民间文艺通讯》1959年第5期，第13页。
[13]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印：《北京师大同学征求对〈中国民间文学史〉初稿的意见》，《民间文艺通讯》1959年第6期。
[14]《何其芳、唐棣华同志到各地进行业务访问的观感》，《文学研究工作通讯》1959年第1期。
[15]《文艺报》1965年第11期。
[16]贾芝：《扼杀民间文学是“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的一场疯狂表演》，《新国集》，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
[17]《红旗》1958年第1期。
[18]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印：《民间文艺通讯》1959年第10期有关报道。
[19]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印：《民间文学工作当前存在的几个问题》，《民间文艺通讯》1960年第11期。
[20]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整理油印：《周扬同志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扩大理事会上的讲话》，1950年8月4日。
[21]贾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间文学的范围界限和工作任务问题》，《民间文学论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