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林著《中国民间文化与新时期小说》序[1]
黄永林的新作《中国民间文化与新时期小说》即将付梓问世，我有幸作为它的第一个读者，不仅感受到先睹为快之乐，而且激起我对这个题目的浓厚兴趣，也禁不住想插说几句话，便写在这里作为卷头语。
在通行的文学史框架内，要讨论不同时代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的影响；在新兴的民间文艺学学科体系中，也要涉及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互动关系。因而本书选取的论题具有前沿性。在本论题虽常被许多人泛泛而论，却未见专门论著问世的情况下，这部以数十万字篇幅全面探讨当代民间文化（以民间文学为主）与小说创作互动关系的专门论著的出版，便显得相当引人注目了。
《中国民间文化与新时期小说》
黄永林出生于湖北江汉平原乡村人家，从小就受到民间文艺的熏陶，20世纪70年代末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攻读民间文学专业硕士学位，后来又攻读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他在知识结构上就有着将中国民间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交叉融合的优势。他喜爱并研究过湖北的民间机智人物故事，也写过关于郑振铎、张恨水以及中国大众文学研究的著作，还在台湾出版过《中西通俗小说比较研究》一书。这部《中国民间文化与新时期小说》就是融汇着他多年心血的学术成果。本书从“‘民间’意义的现代阐释”讲起，既论及以民间故事、传说为主的民间叙事体裁与当代小说的互动关系，还以宽广视野论及民俗文化、民间语言等对新时期文学的浸染渗透。著者从彼此交叉、互相渗透的两大文化学术领域汲取素材，融会贯通，构建自己的阐释体系；在吸纳综合众多中外学人相关论述的同时，不时露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如借用巴赫金的狂欢文化理论来诠释中国民间文化对官方主流文化的颠覆性等等，就是对于读者具有启发性的诸多实例之一。这里还应该提到的是，黄永林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就一直担负着“双肩挑”的重任，一方面在华中师大校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同时又承担着民间文学专业的教学科研任务。本书就是他在这种情况下挤出时间精力来完成的。后记中说这项研究是在他“工作最繁忙、家庭负担最重、生活最艰难的五年”中完成的，熟悉他生活情况的人都知道，这确实是一段如实表白。在如此艰苦状况下，能够完成这样一项较为繁难而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撰写出这一部有鲜明特色的学术论著来，就更值得人们钦佩赞赏了。
关于民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联系，我也曾怀着浓厚的兴趣做过一点探索。1992年我在华中师大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中国民间文艺的现代走向》一文中提出：就文学创作与民间口头文学的关系而论，简单地模仿套用民间文学的格调样式，在今天确已不合时宜，难于表现我们现在的时代精神与艺术风格。但这并不意味着民间文学已丧失对当代文学的影响，而是表明其影响已由表层进入深层。例如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在一篇评论东北《镜泊湖民间故事》的短文中，就特地赞扬了这些口头文学所特有的重“表现”而不重“再现”的美学风格，由此他便提出，“我相信这种民间文艺对于现代作家，也会像它对于古代作家那样，起着培养艺术家的感受与才能的积极作用”。又如按照西方“原型批评”学说，从古至今深刻影响作家文学的所谓“原型”，主要即从凝聚在各族民间口头创作中的普泛“母题”抽取得来。西方风靡一时的“魔幻现实主义”，其创始者说他不过是用外祖母讲故事的手法来写长篇小说；中国新时期冲击文坛的“寻根文学”，从民间创作和民俗文化中去寻求自己民族文化的根基，都是显现民间文化对作家文学有力影响的明证。
跨进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签字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从2003年起，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实施一项大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日所说的民间传统文化，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一篇文章中郑重指出：“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民族民间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植被与灵魂根脉，也是我们在当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基础。”这一宏伟文化工程的实施，使人们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现代价值的认识有了极大提高。在此情况下，黄永林的这部新作的问世，就显得更为引人关注而有其重要现实意义了。由于“民间文化”和“新时期小说”本是两个复杂而深邃的文化板块，加之受著作者的主客观条件所限，本书在内容及体例上的不完善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引发的不同意见的争鸣，我以为不但于学术有益，也是著作者所殷切期待的。
2006年11月
【注释】
[1]黄永林：《中国民间文化与新时期小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