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向成熟之境迈进[20]
《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创办已届10周年，作为担负实际编务的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师生，怀着喜悦激动而又有几分不安的心情将第10期年鉴呈献在读者和同仁面前。
在繁花似锦的诸多人文学科中，民间文艺学只是一朵山野小花，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却获得了长足发展且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人们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囊括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于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全面实施60周年的成就与道路时，也涵盖了民间文艺事业。特别是近八年来，中国民间文艺学进入又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带来了科学发展的大机遇。观察和思考2010年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迈进，离不开上述文化语境。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回顾，仍是本年度众多学人研讨的重要话题。涵盖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10套集成志书的全套出版以及概述本项成就的《构筑文化长城的人们》一书的问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间文艺学最为浓重的笔墨。有关学人继续就此话题刊发文章，如刘守华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特色与价值》，不仅对故事集成一书的成就作了概括性的中肯论述，还充分颂扬了故事集成主编钟敬文先生的突出奉献，更由此指出，它是中国民间文艺学向民间文艺学的中国化、本土化，将民间故事的采录、整理、选编、学理建构融为一体，以几代人的精诚合作，将这一新兴人文学科推向成熟的标志，作出了对中华文化建设的巨大贡献。此文先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后由《新华文摘》转载，产生了较大影响。此外，还有一些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间文学经典之作（如《嘎达梅林》《一幅壮锦》等）的论文，在肯定其采录与研究之成就影响的同时，也就其科学性不足之处进行新的补充与阐释，其间已贯串着对民间文艺学过往历史进行科学反思的可贵精神。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进入第五个年头。其间于2006年和2008年，经地方申报、专家评审，接连公布了两批进入国家级保护名录的“非遗”项目1028项，其中民间文学84项，还有列入民间音乐、传统戏剧、曲艺这几大类中的许多项目，如吕家河民歌、目连戏、汉川善书、赫哲族伊玛堪等，实际上也一直涵盖在学界所称道的民间文艺之内。按照国务院通知所确定的按县级、省级和国家级分类组织申报、评审的程序，在普查基础上筛选列入地方名录的民间文艺“非遗”项目，其数量远远超出上述84项。这不仅是一项事务性的文化工作，其间也包含着或深或浅的学术研究，有力地吸引推动着对相关民间文学、民间艺术项目的研究。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列入第一、二批国家级名录的84个项目，从“牛郎织女”等四大传说、“格萨尔”等三大史诗，到“吴歌”“刘三姐歌谣”“徐文长故事”“河西宝卷”等，大多是对多年来就已受到学界关注的中国民间文学代表作的认定。自然也有一小部分是就近几年被发现研究而进入名录的，如湖北的“三村”——伍家沟故事村、吕家河民歌村和青林寺谜语村。在实施“非遗”保护工程的过程中，不仅是建构了一个“非遗”保护名录体系，从另一视角来看，这一工程也初步建构了一个中国民间口头文学经典系列。2010年前后这几年间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大体上都是围绕这些“非遗”保护项目来评说，其得失与优劣，也应联系这一文化工程来探求。
中国“非遗”保护工程的实施，在“非遗”表现形式的10大类中，民间口头文学和民间表演艺术占有重要位置，这是一大特点。另一重要特征是强调“活态保护”，列入名录的代表作，不但要具有重要价值，而且是活态存在，虽面临生态危机却仍具有存续活力。这样，方能有效实施“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由此就使得我国今年的民间文艺学，与民间口头文学的“活态保护”相贯通，而获得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康丽发表的《传统化与传统化实践——对中国当代民间文学研究的思考》（《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4期）为例，作者提出，杨家将（穆桂英）传说申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前前后后，“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传统化过程”。这一传说原本生存于北京市燕山社区羊目峪等部分村落原住民记忆之中，只有少数七八十岁的村民能够完整讲述，既存活又处于濒危之中。它于2007年进入北京市非遗名录，2008年又进入国家名录，由此被激活：
回顾整个文化事件，杨家将（穆桂英）传说所经历程的被挖掘、被整合、被讲述和被普及的复杂过程，正是燕山人致力于在文化上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传统化实践。在多元力量的合力之下，这一传统逐渐被塑造成为当代社会里被具象化了的“过去”的代表，借由对它的讲述与表演，燕山社区的传统主体得以重构，被主体——“燕山人”也获得了当地居民更进一步的认同。
这是一个在全国非遗保护工程中具有相当普遍性的事例。由此可见，这些已不是一项单纯的民间文艺学研究活动，而是由地方政府、相关传承人和学术文化界几方介入并合力实施的文化工程。其社会效应及文化成果已大大超出传统民间文艺学，不可同日而语了。
由此也就引发了一些学理上的争议或者疑虑。在“政府主导”，即官方介入，并赋予有关专家以评审取舍权利的情况下，能否保持民间文艺的原生态特征或民俗文化的“生活形态”，学人对此持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在“保护”“利用”之类彩色标签的合理掩饰下，使真正的民间文艺受到伤筋动骨损害的行径时有发生，鱼龙混杂、清浊不辨的事例更难于避免，怀有正义与良心的学者对这类现象愤然抨击，无疑值得称道。可是贴近社会实际进行考察，“非遗”保护工程相当有力地激活了民间文艺学，促使民间文艺学身价倍增，从事与爱好民间文艺的有关人员工作热情高涨，从而使民间文艺的各类品种成为地方或民族文化百花园中的绚丽花朵受到空前珍爱，却是难以抹杀的事实。在“非遗”保护工程的推动下，民间文艺的采录、研究等事项受到社会各界更大的关注，更突显其“活态”特征与空间分布的普泛性，这在民间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史上，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民间文艺学年鉴》问世已届10周年的日子里，笔者再次回忆起我们敬爱的钟敬文先生于1993年5月1日在我笔记本上的题词：“吾侪肩负千秋业，不愧前人庇后人。”众多学人勤苦耕耘的民间文艺学苑已达百年，由我们几家合作编辑的这部年鉴所展现的只不过是短短的十年历程，却因中国社会转型而赋予这小小的学科以脱胎换骨的巨变。我们亟愿和学界同仁一道坚守这块园地，“不愧前人庇后人”，克尽承先启后的职责。
2014年3月1日
【注释】
[1]《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由华中师大文学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社科院民间文学研究室及华中师大出版社合办，刘守华、白庚胜任主编，陈建宪任副主编。每期的《主编寄语》为年度概述，由刘守华、陈建宪分别执笔撰写。2001年的《寄语》即发刊词，由刘守华执笔，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2003年。
[2]本篇由陈建宪执笔，刊于《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2002年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3]本篇由刘守华执笔，刊于《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2003年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4]本篇由刘守华执笔，刊于《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2004年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5]本篇由陈建宪执笔，刊于《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2005年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光明日报》2005年3月26日。
[7]刘宗迪：《西王母神话地域渊源考》，《民俗研究》2005年第2期。
[8]刘宗迪：《伏羲女娲兄妹婚故事的源流》，《民族艺术》2005年第4期。
[9]刘宗迪：《泰山封禅考：从观象授时到祭天告成》，（台北）《先秦两汉研究》2005年第4期。
[10]李道和：《炎帝与关公的历时性传承》，《民族艺术研究》2005年第3期。
[11]刘守华：《佛经传译与中国民间故事的演变》，《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
[12]车锡伦：《明代的佛教宝卷》，《民俗研究》2005年第1期。
[13]于向东：《佛教艺术中“变相”的定义及其功能》，《艺术百家》2005年第4期。
[14]李国庆：《新见明末还源教全套宝卷“六部六册”叙录》，《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4期。
[15]刘锡诚等：《民间文学学术史百年回顾》，《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5期。
[16]本篇由刘守华执笔，刊于《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2006年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17]本篇由陈建宪执笔，刊于《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2007年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18]本篇由陈建宪执笔，刊于《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2008年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19]本篇由刘守华执笔，刊于《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2009年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20]本篇由刘守华执笔，刊于《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2010年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