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地位问题的论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地位的迅速提高，对他们过去和现在所创造的包括民间口头文学在内的文化财富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怎样恰当地认识民间文学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却不是一下子能做到的，为此引起了几次争论。
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在他于1954年写成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8]中，重申了他40年代参加文艺民族形式问题讨论时的基本观点，认为：
现代市民阶级勃起以前，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史上，自然有反映劳动人民底梦想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成分，但一方面由于封建文化底强大压力，一方面由于创造民主主义底物质地盘还没有存在，这些成分不是摧毁了就是被阻留在梦想性的原始状态里面，没有能够发展成作为认识现实改造现实的群众性的、科学性的、实践的思想体系或生活态度。所以，即使在历史上发生过多少带有民主要求的群众行动，但由于这一原因，不但被注定了溃败的命运，而且在文艺上也得不到民主主义观点的反映，甚至略略带有民主主义观点底要素底反映也很难被我们发现了。
胡风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是他向中共中央提出改进当时文艺工作的意见书。其中不少意见是正确可取的。当时把这些意见作为向党的文艺事业，包括民间文学工作在内进行攻击的“五把刀子”给予批判，自然是完全错误的，可是就有关中国民间文学的估价来说，直到今天，仍然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探讨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1955年发表的《〈民间文学〉发刊词》对胡风关于民间口头文学的观点进行辩驳道：
照他看来，过去的人民创作是一种封建的意识形态。而且因为它“在某一限度上反映了民族底生活样相”，因而“封建意识具体化在生活样相里面”，使它的“封建意识底传布力就特别强烈”。作家所以要研究它，那目的是在于“理解大众底生活样相，解剖大众底观念形态，造成大众底文艺词汇”，当胡风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化的时候，他还是躲躲闪闪地维护着自己固有的错误论点，说什么“精华”只有一些，而更多更多的是压死了我们祖先的“糟粕”。
民间文学工作者认为这一论断贬低和抹杀了民间口头文学的重要社会文化价值，是有充分理由的。
在评价旧时代的民间文学时，人们常常提到列宁关于每个民族里面都有两种民族文化，“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的理论；毛泽东关于“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的论断；鲁迅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生产者的艺术”和“消费者的艺术”相对立的观点；高尔基等著名作家对民间文学的高度评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掘整理出《阿诗玛》等许多民族民间文学珍品的事实。这些都有力地证明，将封建时代的民间文学完全作为封建文学来看待是难以成立的。
自然，对旧时代民间文艺思想生活内容的复杂性须作辩证分析。1955年5月号《民间文学》上发表的一些批判胡风文艺观点的文章，批驳了胡风过低估价民间文艺的观点，但几乎都忽视了被压迫民众所受到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在民间文艺中的反映，未能正视旧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文化对民间文艺的严重渗透的这一面，存在着明显的片面性[9]。这种对民间文学的认识上的片面性，到1958年“大跃进”时期，发展成为将民间文学不适当地抬高到文学史的“主流”和“正宗”的地位，就更加违背历史实际，陷入极端了。1958年先后出版了两部文学史，一部是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另一部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两书的初稿认为：
不把民间文学放在文学的正统地位上，不充分地说明民间文学的巨大价值，认真阐述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就不能反映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10]
历史是人民的，文化是人民的。民间文学是全部文学的正宗，秦汉民间文学是秦汉文学的正宗……
唐代民间文学继承了先秦民歌（《楚辞》）、乐府的优秀传统，它是唐代文学的正宗，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流。[11]
不少地方的大学中文系提出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几乎都是将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作为主流和正宗来看待[12]。一时之间，形成一股流行思潮。
《中国民间文学史》的问世，在民间文学界激起了强烈反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曾邀请有关人士举行专门座谈会征求意见，《光明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13]，青年学生在学术活动中敢想敢干的精神受到人们的称赞。但大多数人都不赞同该书关于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和正宗的观点，如何其芳等就提出：“这和文学史的实际不大符合，我们文学史的实际情况，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和各时代的进步的杰出的作家的文学都是主流，都是正宗。”[14]该书的编写组按这一意见对初稿作了修改，于196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中国民间文学史》问世已经30多年了，尽管它在学术观点、材料运用及编写体例上都存在不少显而易见的缺点，可是至今还没有出现一部能够替代它的新的中国民间文学史，由此更可以看出，当时编著者系统全面地清理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历程的初步尝试，值得我们格外珍视。
对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过高估价是以“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为背景的。当“大跃进”浪潮过去之后，人们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时，很快就抛弃了上述不切实际的论断。但在学术领域，并没有真正解决对民间文学地位的恰当估价问题。随着“阶级斗争”不断升级，思想文化领域“左”的倾向愈演愈烈，对中外传统文化的否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民间文学自然也未能幸免，成了“彻底革命”的对象。1965年姚文元在《创作更多优秀的革命故事》[15]一文中，就把旧时代的民间故事一概纳入封建主义反动文化行列给予批判道：
新的故事对于旧的故事，是一个大革命。旧的故事，就是那些为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故事，是腐蚀劳动人民心灵、麻醉他们的政治觉悟的毒药，这些故事讲的是帝王将相，神仙鬼怪，才子佳人，少爷小姐，宣传的是反动、迷信、恐怖、色情、荒诞、享乐、听天由命、自私自利等极端腐朽的思想。
旧故事中即使有一些揭发旧社会黑暗和反映劳动人民痛苦生活的比较好的故事，也不能用阶级观念来刻画艺术形象。这类故事许多是从小私有者的观点出发的，不能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不能正确指出革命斗争的方向……
因而他主张，应当把所有“旧故事”从人民文化生活中清除出去，从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包括革命故事的创造活动中清除出去，实行“彻底革命”。
民间文学工作者后来在批驳他们时指出，他们将旧时代民间文学的优秀遗产同封建文化混为一谈，从而全盘否定，一概打倒；将按照推陈出新的规律而兴起的新故事活动同源远流长的民间故事文学传统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与客观实际的。这种对于民间文学遗产的全盘否定，同后来“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摧残一切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实行新的文化专制主义的罪行密切关联着，成了一页令人触目惊心的历史[16]。
对民间文学地位的估价，是民间文艺科学中的基本问题之一。轻视民间文学的偏见，在中国社会中有着很深的根蒂。这主要是由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习惯势力的长期浸染，以及我国人文科学的落后所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劳动人民及其文化财富的评价，常常受到社会政治运动的干扰，因而时有反复。这个任务有待于我们今后从各族民间文学的实际状况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对它在我国文化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作出全面而恰当的估价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