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姝慧著《20世纪新故事文体的衍变及其特征研究》序[1]
侯姝慧在华中师范大学攻读民间文艺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经认真修订之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付梓印行，我有幸作为它的首位读者在这里写下读后感，不胜欣喜。
我和民间故事结缘长达半个世纪。在有关民间故事的诸多评语中，我最赞赏编撰《意大利童话》的著名作家伊·卡尔维诺为此书的中文版题词时道出的这样一句话：“民间故事是最通俗的艺术形式，同时它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灵魂，我热爱中国民间故事，对它们一向百读不厌。”我几十年在中外民间故事汇流的大海里游走，也常有乐而忘倦之感。我主要研读的是传统故事，也喜爱新故事，不但发表过《新旧故事我都爱》之类的文章，还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过《谈革命故事的编写》和《略谈故事创作》的小册子。直到近年赴日访问，向日本故事学界介绍中国故事学进展时，我仍然提到，“以上海出版的《故事会》为中心，新故事活动仍处于持续发展之中”，乃至认为，以《故事会》为标志，遍及中国城乡的新故事，是推进古老故事文学传统的一项伟大文化试验。正由于怀有对新故事的浓厚兴趣，所以我对侯姝慧选定新故事研究作博士学位论文，一直给予积极支持，并对其最终成果感到十分亲切。
《20世纪新故事文体的衍变及其特征研究》
这篇关于新故事的研究论文，在故事学的探求上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
首先是选题具有鲜明的开拓性。民间故事本来是和人类语言的历史一样古老悠远并紧密伴随大众生活的一种文学样式，但人们所熟悉的主要是传统故事，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涌现的新故事，则常为人们所漠视。尽管上海出版的《故事会》，20世纪80年代每月的发行量就达到700多万份，现今则增至800余万份，大约超越了全国其他文学期刊的总和，几乎在中国所有的车船码头，乡野闹市，都有它的足迹，广泛影响着社会大众的生活。可是评论研究者却寥寥无几，实在令人费解。侯姝慧独具慧眼地选定这个看似冷僻的课题，用几年心血苦心钻研，终于收获到这份别开生面的学术成果，不能不令人赞叹。
其次是构思立意的新颖和资料的充实。本文研究对象是新故事，却不是简单地堆砌罗列若干新故事代表作，以浮泛评述其内容与艺术手法来结构成篇，而是就其文体特征、历史演变来做文章。其间既有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抗战时期的“通俗故事”、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故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故事”，直到80年代的“新故事”这样纵深的历史演变叙说，也有穿插其间的有关新故事代表作（如《三百元的故事》）和故事讲述家及创作者（如吴文昶、张功升、张道余）等个案的具体评述；还有通过深入发掘“文化大革命”期间罕见的手抄本，对“地下故事”生存状况的追忆等。这样就使得这篇学术论文资料翔实丰富，全面而有力地展现了20世纪中国新故事活动的历史风貌。
在这里还应特别指出，作者对新故事虽着眼于它的“文体特征”考察，却并非抓住新故事单篇文本的情节、结构、叙述技巧等枝节进行评述，而是将新故事这种文体，置于“五四”以来由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所带来的文化激荡与文学变革，追求“言文一致”，文学面向大众的历史大背景之上进行宏观考察；接着叙说新故事的几个发展阶段，也是贴近中国从抗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化大革命”直到改革开放跨入历史新时期这几次社会变革浪潮来探求其来龙去脉，因而显得纲举目张，脉络清晰。这样，它在揭示“新故事文体的产生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民间故事文体的创造性转化”这一特质时就显得论述厚实有力，学理更加充分了。
最后我还要说一说姝慧撰写这篇学术论文时的良好学风。从上海《故事会》创刊以来，我就搜求和保存着它在30多年中的全部刊本，装满了两个纸箱，都被姝慧借去认真翻检；可她并不以此为满足，又从各处搜求到一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故事手抄本如《梅花党》之类，从而拥有充足的研究素材；她在攻读华中师大民间文学专业时对中外故事学本已有了较为厚实的根基，又涉足“五四”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以扩充自己的学术视野；除认真听取黄永林教授的指导意见外，又积极主动地向本专业的刘守华、陈建宪教授等虚心求教，以集思广益。研究写作过程中勤奋刻苦，殚精竭虑，并反复修订，力臻完满。我以为，关于中国新故事的这部具有独创性的学术论著，不论是对民间文艺学中的故事学分支，还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通俗文学创作，都是大有裨益，将会受到读者欢迎的。
2013年2月25日
【注释】
[1]侯姝慧：《20世纪新故事文体的衍变及其特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