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的十年回顾
孙：在您的学术工作中，《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特别重要，可以说是您在新世纪为中国民间文学事业做出的创造性贡献，指导和引领了民间文学学科发展的基本方向。
刘：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下简称《年鉴》）的初衷，是我和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学学科带头人陈建宪教授在教学科研工作的一种感受，希望本学科的学术研究每年有一个年度评鉴，不仅可以增进学术史的整体理解，而且可以为人才培养提供非常有价值的文献基础。我们实际上是从2003年启动《年鉴》编辑的，经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间文学研究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精诚合作，特别是实际参与编务的约50位工作人员的辛勤劳动，从2001年起，至2010年，已出版10卷，令人喜悦振奋。
《年鉴》的主体，由我们选录的800多篇文章构成，其中全文选载约400篇。我们的选编工作首先是期刊网上按综论和民间文学艺术的各个体裁搜索和通览全部文章，然后一步一步筛选能代表学术新进展的成果汇集成书。在着眼于文章本身学术价值的情况下，适当照顾到作者队伍构成及地区分布的合理性。从中既可以看到许多年事较高的老一代学者如乌丙安、刘魁立、刘锡成、刘守华、金荣华、过伟、仁饮道尔吉、郎樱、车锡伦等人孜孜不倦的身影，也欣喜地看到一大批中青年学人在此园地奋力耕耘，如吕微、叶舒宪、陈建宪、江帆、尹虎彪、巴莫曲布嫫、万建中、高有鹏、刘宗迪、陈泳超、林继富、刘晓春、施爱东等，以及一大批民间文学、民俗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此领域纵横驰骋。由钟老辛勤培育并亲自率领，以高校为基地的民间文艺学队伍。在这期间虽然说不上有多么大的发展，却大体趋于稳定，构成支撑这门学科的中坚力量。
孙：您的直接参与《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的组织与编辑工作，让我非常敬佩。每辑从团队人员的培训到各个栏目文章的选定，再到总评一年的民间文艺学研究现状，甚至最后的出版校对、定稿您都非常仔细地加以审阅，为《年鉴》获得同行的高度评价作出了重要贡献。您的严谨与坚守，是《年鉴》十年来持续出版的关键因素。
刘：这是我应该做的，也非常希望《年鉴》能够为学科发展提供有意义的参考资料。在回顾《年鉴》十年的主要成绩时，不能不提到中国正在强劲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2002年我们四家筹划出版《年鉴》时，以冯骥才为主席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就着手抓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工作，2003年获得文化部支持，2004年8月中国签字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订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3月由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确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2011年2月由全国人大通过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它不但是前所未有的一项最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也将中国民间文艺事业推进到一个历史新阶段。这是因为：
1.中国政府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国际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十大类，1950年组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时，民间文艺中本来就涵盖了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舞蹈和曲艺。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它们都属于民间文艺的各个层面。因而我们现在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再加上民间音乐、美术、舞蹈和说唱、戏曲表演艺术，实际上占了半壁江山。“五四”以来的中国学界所关注的主要是歌谣、故事等民间文学门类，近十年的非遗保护工程促使各项民间表演艺术大放异彩，民间文艺门类更趋丰富多样，从而也大大丰富了《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的内容。
2.这次非遗保护工程的要点之一是建立从地方到国家的名录体系，对那些拥有重要价值的非遗代表作实施有针对性的保护；要点之二是强调活态保护，不仅要保护相关传承人，还要建立一些文化的生态保护区（如故事村、民歌村、民间艺术之乡等）。在政府主导下实施活态传承虽是试验性的，却开拓了民间文艺学的新境界。
3.按“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及聘请相关专家参与项目保护名录及传承人资格评审的方针，几年来努力实施结果显示，我们已建立起一套保护非遗的初步制度体系。虽然存有重申报、轻保护和发展不平衡的种种缺失，各个地方对相关非遗项目的重视，民间文化园地许多学人的积极投入已形成普遍态势。
以华中师大为例，师生被省市吸引参与有关民间文艺项目的研究开发，或在一些富于民间文艺资源的地方建立教学科研基地，开展田野调查，从而给民间文学教学与学术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
在编辑出版工作中，我们力求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来选取文章、评论学术，摒弃非科学的个人成见和拉帮结派的庸俗作风。以钟敬文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家不计个人名利地献身于人民文化事业的崇高品格，时刻激励着我们脚踏实地，在这个并不为世人所看重的学术园地做出可观业绩。《年鉴》能出版十卷，是我们同中国民协、中国社科院民间文学研究室还有华中师大出版社，为推进中国民间文艺事业而精诚协作的结果。我们所在的华中师大文学院更是鼎力相助。至于众多同仁的支持和鼓励，一时实难尽述。我们愿意把这套《年鉴》视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界集体给予中华文化宝库的献礼。
《年鉴》的诸多不足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经费的掣肘及编辑力量的薄弱，未能及时出书。因编辑主力是由在读的硕士、博士生轮流承担，缺乏专业编辑人员的素养，成书时的粗疏便不言而喻。还有未能给选载文章的作者支付稿酬的愧疚，常使我们于心不安。由于印数不多及发行渠道不畅限制了它的学术影响，更有待设法改进。百岁老人钟敬文先生在辞世十年前曾给我题词：“吾侪肩负千秋业，不愧前人庇后人。”可以说正是钟老的启迪激励，有力地催生了这套《年鉴》。中国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和各项文化事业的繁荣，使发展民间文艺事业的机遇与危机并存；作为一个已拥有百年历史且蕴含中华文化深厚积累的人文学科，出版《年鉴》，保持这个独特的学术文化窗口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