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从他由研究英国文学转向研究中国民间故事说起。他早在1936年即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并于1938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三年后又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开始了他在高校讲授英国文学的漫长生涯，先在国内之江大学、河南大学、中央大学、岭南大学任教；从1957年起客居美国，任教于泛美大学和西伊利诺大学。他是怎样转向民间文学特别是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呢？他在1985年应邀到华中师范大学讲学时写成的一篇短文中告诉我们：

我是一个美籍华人，本来是研究和教授英国作家文学的，完全不懂民间文学。60年代初期，研究一个比较文学上的题目，发现民间文学不但是好些作家文学的基础，而且是比较两个或更多的文化背景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最有用的工具，这才开始认真地阅读关于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书籍和杂志。至于我和中国民间文学所以结下不解之缘，主要的原因是看不惯美国自命为中国通的右倾分子和以反共自豪的从台湾去的学人，勾结起来攻击谩骂中国的民间文学工作者。我不但和他们发生争论，而且决心要用具体材料证明他们曲解了中国的民间文学。因此花了几年的心血，写了一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看了许多中国各民族的故事，认识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才能，深刻了解到中国民间文学在世界上占了一个不但是重要而且是领先的地位。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是丁先生经10年艰辛劳作而写成的巨著。他依据580多种故事资料，归纳出843个类型，涵盖故事7300余篇。在索引编撰体系上，它借用芬兰学派的AT分类法来处理中国民间故事，其优点是便于人们将中国故事纳入国际通用编码体系而进行比较。但是，这一框架并不完全适合扎根于独特历史文化土壤之中的中国故事，因而在某些方面难免有削足适履之缺陷。难能可贵的是，该书将1966年“文革”之前的中国故事资料几乎搜罗殆尽。

在身处异国他乡又和国内同仁隔绝的情况下，他克服困难，利用世界各国藏书，不仅拥有的故事超出德国学者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一倍多，而且对许多故事类型的情节梗概及其变异形态的描述也精细得多。当它于1978年列入“FFC223”由芬兰科学院出版之后，立刻就作为关于中国民间故事最为适用的检索工具书而深得各国学者的好评。

丁乃通先生长期居留海外，而且一直专攻英国文学，晚年却转向中国民间故事研究，显然同他身上固有的中国情结有关。当中国结束“文革”动乱迈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之后，他关切中国的民间文学专业，并倾注心力全力促进其发展。他在上述短文的另一段中告诉我们：

我在最近七年中，已经来中国四次：1978年、1980年、1981年和今年（1985年）。1981年是受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邀请。那时民间文学工作正在复苏，虽然确知前途光明，总以为能恢复“文革”以前的情形便很好了。不想此次到中国，看到的蓬勃热烈现象，比原来想象的高出了许多倍。据北京民研会说，几乎每一个县市，都出了自己地区的故事集子，而且往往不止一册。好几个省还出了一种或多种中国民间文学杂志。这些故事，我虽因忙，只看了极少数，可是已经发现它们的忠实性，比以往的高很多。另外有的同仁，还找到了好多从前大家都认为在中国缺乏的长篇叙事诗，最长的一部，有150万行左右，比别的国家最长的叙事诗都长得多。这种事实，在世界上采录民间文学最彻底最成功的国家之一的芬兰，也感到惊奇，在报纸上特别登载。可是据好些同仁指出，目前所已经找到的资料，还只是极表面一层，越发掘下去，越会感到中国口头文学传统深厚广阔，令人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感觉。只要是中国血统的人，无论现在国籍怎样，都应该对于自己民族伟大文化传统和劳苦大众（尤其是农民）想象力之丰富、艺术创造力之强盛，感到骄傲。

我们邀请丁乃通先生来华中师范大学讲学，从1985年9月16日接他进校，到10月17日送别，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他每周给我们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讲一两次课。我们平时还可随时向他请教，或不拘形式地展开讨论。他带来一纸箱外文书刊，其中有阿兰·邓迪斯的《世界民俗学》、斯蒂·汤普森的《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以及《世界民间故事母题索引》等。他主要参照汤普森的著作给我们讲故事学，常拿着英文原著边译边讲。由于我们的英语水平差，对国外学术又很陌生，他只能慢条斯理地讲，话语却沁人心脾，使听者有如沐春风的感受。以这一个月的讲学为中心，我们的交往从1983年5月开始到1988年4月，前后达5年之久，书面通信近20次。他身上强烈搏动的中国民间文学情结，不止一次地给我以有力的冲击和感染。1985年10月17日讲学结束，我校举行简短仪式表示感谢，由章开沅校长聘请他为客座教授。他当即将所携带的外文书刊，还有付给他的讲课酬金640元，全部捐赠给我们。后来，连学校报销的机票款也给了我们，叮嘱我们买两个书柜，多搜购一些民间文学资料，建立自己的资料室。

刘守华和丁乃通

他以极大的热忱指导听课的陈建宪和黄永林两人，将自己的成名之作《高僧与蛇女》从英文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表。怎样着手？他细致周到地给予辅导：“先一段一段地念，把意思弄懂了，再一句一句地看。不懂时多查字典，多想一想，不要拘泥于每一个字都要译，而是把意思尽量忠实地译出来，再把译稿寄给我改。”在审阅他俩的试译稿时，丁先生和夫人许丽霞就像批改小学生作文似的，用红笔在原稿上改写得密密麻麻，几经反复才得以定稿。1986年10月21日，他在给我的来信中特地写道：“小陈和小黄的译稿，已经由我和丽霞改好了，即日寄给你，请你转交给他们。这稿子可真是花了好多时间修改，原因是他们二人英文程度不够；次之是其中材料涉及西方文学、文化史、宗教等，都是他们不懂的；三是我从前写的时候，知道论文太长不易出版，力求紧凑，有些地方没有专门知识不容易懂；四是多年前的作品，当时用的资料很不好，我不知放到哪里去了。论文最后那一段我已经全部改写了，因为那时我对民间故事知道得还不多，所以有失误之处。请你把这封信给陈、黄二人看，希望他们赶快誊清寄出。”他还就此写道，“希望在国内研究自己民族文化的学人，快快多学外文走向世界”。在丁先生的言传身教和各自艰苦磨练下，这批学生正走进中国高校民间文学专业中坚行列，如陈建宪、黄永林、林继富、覃德清、肖远平等。他对这些学生的出路与业绩极为关心，在一次来信中就写道：“从前在我班上的同学中，有好几位已有良好的成绩，使我十分欣慰。”

至于他对我研究故事学的指导，这几年更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初次通信中，他就表示：从信中“深深了解你对故事学的热诚，在这一点上，我们真是志同道合”。他在多次面谈和来信中，希望我就A461即“求好运”这个世界性故事类型作深入系统的研究，首先对中国材料作透彻研究，“先把中国的说法整理成一组，用历史地理法探测传播地区及方向，起源民族及地域，原始形式及意义，尤其要查找古书里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再作艰苦努力，“搜集和研究全世界的说法”，特别是和印度故事进行比较。“可是了解中国的传统，在我看来并不需要把印度的说法作为前提”，而是要着力研究这个故事在中国传承变异的特征，如“问三不问四”的情节设置，在印度就没有。

为了帮助我完成这项研究，他寄来了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一书中的有关论述，还有德国学者蒂勒早在1919年就已刊出的长篇论文《一个命运之子的童话》。他还告诫我不要急于求成，“这种工作中有价值的著作，很多都是许多年或甚至终生的成果”。阅读这些论著之后，使我眼界大开，以数年时间写出《一个故事的追踪研究》《一个蕴含史诗魅力的中国民间故事》等论文，在故事学研究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丁先生在华中师大讲学时，生活十分简朴，他谢绝宴请，我和老伴常用小白菜、黄花拌的素面给他作为中餐，他十分中意。他在中国出书不但不要稿酬，还自己出钱购书送人。他喜爱中国民间故事，深为故事朴实优美的民族文化内涵而自豪（如指出中国称赞女性聪明的故事特别多而格外引人注目），因而在研究和评说中国故事时常常达到痴迷境地，从而以他对中国民间文学的一往情深给予我们师生以终身滋润心田的深切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