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民间故事学的成就，集中表现为《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纂出版。它是由国家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协同组织编纂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之一。它既是一项大型文化工程，又是一项重要学术研究工作[5]。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特色与价值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实际上包括了神话、传说和故事三种民间口头叙事体裁。它基本上不收现成书面资料，要求所有作品及相关资料均从民间调查采录得来。为此，在全国进行了一次民间文学普查。其规模之大，不仅在中国是空前的，也为当今世界所罕见。记录成文的故事资料，据不完全统计，已达180余万篇，实际上远远超出此数。除故事集成国家卷精选少量作品外，各地大都以市、县为单位，甚至有些区、乡，也编印了民间故事“资料本”。在中国步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民间口头文学正迅速消失的情况下，围绕编纂民间文学集成所进行的这次调查采录活动，对保存民族文化财富建立了巨大历史功绩。
2.在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编纂《总方案》中指出：“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普查、广泛搜集的基础上，按照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的原则编选出来的，是具有高度文学价值和科学价值的中国各地区、各民族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优秀作品的总集。”“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三者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科学性是三性的核心。”按照这一原则，不仅选录的每篇故事文本必须是真正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而且在记录、翻译、整理时保持了作品的原貌，还要求在卷本的总体构成上避免随意性与片面性，从作品流布的民族与地区，以及作品的内容、形式风格、类型等方面，选取有代表性的作品以体现全面照顾。总编委会还提出，“在注重本省特色的同时，对通行的优秀故事也应重视，不能轻视或排斥”，以避免某些全国性故事流传的链条被人为地截断。它还要求各地绘制本省主要民间故事类型分布图和类型索引，使人们对这些作品的广泛影响留下深刻印象。全面性和代表性实际上也是科学性的体现。
3.民间文学集成的编纂，被列入国家艺术科学研究规划之列，是一项集体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在完成故事集成编纂工作的同时，也相应地推进了故事学理论。《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总序》，既综合反映了本世纪中国故事学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同时又立足于80年代中期以来对全国各族民间故事实行普查所得的丰厚资料，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因而内容厚实，评述精当，不失为中国民间故事学的一个重要历史文献。
80年代以来，还发现了一大批出色的故事讲述家（粗略统计达9900多人）和一些故事家比较集中、故事蕴藏量较大的故事村，如河北藁城市的耿村、湖北丹江口市的伍家沟村与重庆市巴县的走马镇等。对这些故事家和故事村的考察研究，是中国民间故事学最具活力、最富于特色的一个领域。其代表性成果有乌丙安的《论民间故事传承人》（1983）、刘守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的传承特色》（1988）、袁学骏的《耿村民间文学论稿》（1989）、许钰的《作为民俗学对象的民间故事》（1997），以及裴永镇、王作栋、张其卓、江帆等人分别对金德顺、刘德培、满族三老人、谭振山这些故事家所作的专题研究；还有三部国际性文集——《中国耿村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1）、《日中昔话传承之现状》（1996）、《走马镇民间故事》（1997）[6]，等等。
上述成果表明：中国民间故事是一种集体传承的口头叙事之作。在传承中，起核心作用的是那些具有出色口头语言艺术才能的故事家。他们是民众艺术智慧的集中表现，也是采集民间故事的“泉眼”。这些故事家不少人（特别是男性）都粗通文墨，还有乡村文化人（如塾师）参与传承，在中国民间故事中实际上融会了许多书面文学成分，并非纯粹的口头文学。此外，和日本等国有所不同，中国男性故事家数量远远超过了女性故事家，女性故事家的故事多来自家族传承，而这些男性故事家的故事则大多从走南闯北中得来，属于社会性传承，其艺术性世界更为广阔。再从考察几个故事村的情况来看，它们并非一直处于封闭状态的荒僻村落。耿村和走马镇至今仍是四通八达、商贸活跃的乡镇。伍家沟近几十年来虽是一个偏远山村，但由于地处道教圣地武当山边沿，过去这一带香客如潮，居民参与道教文化活动的机会甚多，许多古朴神奇故事便在此积淀下来。可见，中国民间故事同样也是伴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传承演变的，是一个充满活力与生机的艺术领域。
在这里应当特别提到的是，海峡对岸的台湾地区，由于多种原因，长时期冷落民间文学。80年代末期，由于受祖国大陆普查各族民间文学、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激励，采录和研究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故事的活动也迅速开展起来，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金荣华主持采录出版的卑南族、鲁凯族和金门岛的民间故事传说及所著《民间故事论集》（1997）、胡万川主编的《台中县民间文学集》（1992—1997）、陈庆浩与王秋桂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全集》（1989）、陈益源所著《台湾民间文学采录》（1999）等。在台湾民间故事学中，对中华文化根基的认同和追踪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