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民间文艺50年不解之缘[1]
我接触民间文学，是从童年开始的，这正是我后来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工作的根基。我曾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民间童话概说》一书的后记中，做过这样的忆述：
故乡沔阳古时位于洞庭湖滨，为苗、汉杂居之地，各种样式的民间文艺十分丰富。我最喜爱的一项活动是听老人们讲故事，当地叫做讲“古话”。特别是其中的神奇幻想故事，更有着令人着迷的魅力。这些故事在脑海里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并不多，然而那些精彩的片断却深深地铭刻在记忆里。如小伙子寻找簸箕大的鲤鱼鳞同小姐成亲；造反者拜灯花，据说把黄豆大的灯花拜到簸箕大，就可以起兵造反，夺取皇上的天下；“野人家家”进屋来，尾巴没处藏，哄孩子们说自己长了坐板疮，不能坐板凳，只能坐斛桶；道士捋下一把树叶，抛撒到稻田里就变成活蹦乱跳的鲫鱼；排客同本地法师斗法，法师被害，其母复仇，一面哭儿子，一面将淘米洗菜的筲箕一片一片拆开，于是千里洞庭湖上风急浪涌，木排突然散架，那些害人的排客一一葬身波涛。如此等等。至今回想起来，印象仍是鲜明如画。它们都有着扬善惩恶的寓意，幼时自然不甚了了。然而这些故事所创造的奇幻美妙的境界，却令人喜悦激动，惊奇入迷。人们编织故事的材料都是取自日常生活里极普通平凡的事物，它们就在孩子们的周围，可是经说故事的人加以夸张渲染，就在眼前呈现出一个闪耀着奇光异彩、隐藏着无穷奥秘的童话世界，简直是点石成金。它刺激了我的想象力和好奇心，使我和人民群众创造的口头语言艺术从此结下难解之缘，由此开始领略到民间艺术的美妙。民间文学被世界上的学人视为裸露人民大众心灵的窗口。童年时代的感性积累不仅使我对作为现代人文科学之一的民间文艺学感到格外亲切，而且有助于贴近人民大众的心灵来理解、判断有关民间文艺的各种理论方法的可信程度。
我爱上民间文学，并实地从事采录民间文学作品的活动，是在湖北洪湖师范学校读书时（1950—1953）开始的。那时语文课本中选编的李季、阮章竞的诗和赵树理的小说，都以具有浓厚的民间文艺风格受到我的喜爱。当地文化人热心采录革命歌谣的风气也感染了我。我在假期下乡参加社会改革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被县里抽调作为筹办土地改革展览工作人员的那段时间里，调查采录民间歌谣的机会很多，于是满怀热情地投入了这个工作。当时还不懂得这方面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只知按照它们的本来面目记录保存下来，曾把一些歌谣按内容串起来，再穿插些叙述议论，写成两篇散文：一篇是《洪湖老革命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歌唱》，发表于1952年7月29日《湖北日报》；另一篇为《洪湖渔民的歌声》，发表于《湖北日报》1952年10月1日的国庆征文专栏。署名均为刘毅。这些歌谣曾投寄北京《说说唱唱》，在该刊1952年第8期刊出两首，署名刘毅辑录。1953年3月，我特地买到一个红皮笔记本，抄录了100多首民歌和许多谚语，其中由我直接向乡民采录的约有20多首。这些歌谣大都是洪湖人民众口传诵的。值得提起的是，在这本子上还保留了我对民间文学初次进行“田野作业”的一些情况。如在《打黄蓬山》之后注道：“这是1951年春向洪湖四区新垸乡村干部冯焕金收集的一个歌，有两处意义不清楚，留待以后研究。黄蓬山是洪一区下头的一条小街，后面滨湖，头次革命时游击队曾从湖里攻下过这里几次。”在《打藕池》之后注道：“这是较流行的一个歌，各地唱法不一，我这是根据三个农民唱的记下来的，未增删。里面还有些意义模糊的地方未调查清楚。”在《月清哭夫》之后注道：“这也是在民间流传很广的一个歌，是我1951年在五区新垸乡一个农民的歌本上抄下来的。据说月清是刘绍南的妻子，这是百姓为了纪念刘绍南烈士作的。其中所说的杨先洲、谢邦洞是洪湖革命‘六子’中的两位。”当时采录歌谣是作为搜求革命史迹的一个方面来对待的，因此务求忠实便成为一个基本要求，这对我后来从事民间文学研究颇有好处。在采录这些民歌的过程中，我深深受到洪湖人民英勇壮烈献身革命的崇高精神的感染。
在这个笔记本的首页上，抄录着马克思的名言：“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攀登上不畏劳苦不畏险阻的人，才有希望攀登到光辉的顶点。”还写道：“‘钻到通俗民间语言的优美里去，钻到歌曲和童话故事句子的结构里去’，在高尔基这些话的鼓励下，我把精力转向了民间文学。这个本子就算是这一工作的开端。”40年前的这个笔记本，可说是我的志趣转向民间文学的重要标志。
我用刘守华署名的第一篇文章，是载于《展望》周刊1953年第23期的《渔民闹革命的故事》，此后就不再使用其他笔名了。
1953年9月至1957年8月，我被母校选送至华中师范学院攻读中文系本科，毕业后留校担任民间文学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从此正式开始了我终生从事民间文学事业的学术生涯。
那时华师中文系还没有正式开设民间文学课程。在党和政府发出的“向科学进军”伟大号召的激励下，同学们以课内学习的专业知识为基础，纷纷成立课外小组，我便选定民间文学，并请刚从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教授处进修归来的何奇雄老师进行指导，他是我正式学习民间文艺科学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我读的第一本民间文艺启蒙著作，是钟敬文先生在1950年选编的《民间文艺新论集》。思想的解放加上用心钻研，使我1956年这一年在科研上居然获得了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所意想不到的成绩。
《谈民间讽刺故事》这一长篇论文在《长江文艺》1956年第6期刊出，同时被收入《儿童文学论文选》。《目前的儿歌创作》一文，发表于1956年6月2日的《光明日报》，随后被列入全国师范学校儿童文学教学大纲的参考书目之中。《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从人民教育出版社整理的〈牛郎织女〉和李岳南同志的评论谈起》，在《民间文学》1956年第11期作为重点文章刊出，编辑部在编后记中表示：“我们十分欢迎这样比较简短、切实、结合当前实际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强调慎重整理，指出了收入中学文学课本的《牛郎织女》在整理改编上的不足，由此引起一场吸引了不少学人参加的学术讨论。虽然此文的基本观点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1958年正式提出的“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民间文学工作原则达到契合一致，但它对有关理论阐述的粗浅是不言而喻的。只是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探索勇气颇为可取而已。我把1956年作为自己从事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工作的起点。
1958年我成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员。1960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会员，并有幸赴京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首次结识成为中国民间文学事业中坚分子的一大批学人。从这时起，我同学界的众多良师益友开始了密切交往，这种交往成为几十年来不断充实自己的第二课堂。
在十年“文革”中，被圈进“文艺黑线”的民间文学工作备受摧残。我于1970年至1980年间被调至湖北省中小学教学教材研究室担任中学语文组长，主持中学语文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写工作。虽离开了民间文学专业，却对全省的中学语文教学和文科基础教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倒也颇感欣慰。这期间有一件事值得特别提起，即主持编写了一本10多万字的《语文基础知识》，在语文知识读物奇缺的情况下，于1972年在湖北人民出版社问世后，连续再版，在全国发行到400多万册，被誉为“一朵开不败的小红花”。1982年，它和小说《红岩》《李自成》《青春万岁》等一起，被评为全国中学生最喜爱的10本书之一。广大读者在书店门前排队买，畅销城乡，使我深受激励。
除编写过10年中学语文课本之外，我还有好几年时间兼任现当代文学教学工作，并参加编写全国高校中文系通用的《中国当代文学》教材，这些工作扩大了自己的文学视野，对民间文学研究似乎也不无裨益。
十年动乱结束，知识分子迎来“科学的春天”。我于1980年回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重理旧业，便又置身于自己所喜爱的这个学术园地继续耕耘了。这20年是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中走向辉煌的历史新时期，也推动了我不停地向着学术高峰奋力攀登。从1956年至今，在海内外报刊上共发表了约200篇大小文章，出版了10多种论著。就这些成果的特点，可大体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