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跨国跨民族跨学科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伊始，人文学科兴起比较研究之风。在这一热流激荡下，我便从《中国民间童话概说》书稿中抽出一节，略加发挥，写成《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投寄复刊不久的《民间文学》杂志，在1979年第9期以显要位置发表。《新华月报文摘版》随即在第11期全文转载，把它和钟敬文先生写的《为孟姜女冤案平反》一文编排在一起。在众多读者与时贤的鼓励下，随后我便全身心地投入这项研究。后来又被列入国家教委人文社科研究“八五”课题之中得到资助，完成《比较故事学》（责编刘东远）一书，于1995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01年获全国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山花奖一等奖。在《比较故事学》的前言中，对这一研究工程作如下回顾：

笔者从1979年发表《一组民间童话的比较研究》开始到1993年底完成本书的撰写，前后经历了14个年头，共发表了近30篇有关比较故事学研究的文章。1984年底在将已发表的10来篇文章集成《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一书时，曾表述对自己研究与写作这类文章的意图是：“其内容有的作纵向的历史比较，也有的作横向的平行研究；或着眼于同中之异，或着眼于异中之同；有的是就一个故事进行比较，也有的是就若干故事进行比较而提出某个论题。……我确实是在有意识地尝试从多侧面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国的民间故事传说，不想陷入某一种固定模式。”

在以后的几年中间，这一探索从两方面逐渐深入，一是同中国比较文学界建立密切联系，吸取比较文学的新成果充实自己的研究，在民间文艺学和比较文学的交叉点上来建构比较故事学体系。二是以开放的胸襟进一步接触了解和吸收消化国外比较故事学的成果与方法。尤其是在同几个国家的学者所进行的直接交流对话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

学术的生命在于独创。中国比较故事学的独创性表现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同时大胆吸收借鉴国外有关学派的科学成果和方法；在中华历史文化的深厚背景和各族民间故事鲜活资料基础上进行自己的理论探索。这既是中国比较故事学的鲜活特色，也是笔者不懈追求的学术境界。

《比较故事学》一书由“比较故事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及“民间故事多侧面比较研究”两大块组成。而以后者为主体，涵盖亚欧多国流行的100多个故事类型。理论的倡导和研究实践相辅相成，融为一体。有的书评说：“《比较故事学》采用的是世界故事学大背景，中西方理论和材料相结合，多侧面多学科价值相渗透，宏观视角与微观实证相统一而和谐共存相互阐发的方略。”较为切合我成书的构想。旅居海外的谭达先博士写了《赞刘守华〈比较故事学〉的重大成就》一文，认为“这比先前的不少同行学人的著作，具有更广的视野，在当代比较故事学的科学殿堂上，做了新的拓展与奠基的工作”。实际上我是在钟敬文、季羡林这些前辈的开拓性成果基础上并在他们的直接教诲与亲切鼓励下不断提高研究水准的。还有一位长期在美国大学执教的华裔学者丁乃通，不仅介绍我加入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指导我用芬兰学派方法研究故事，得以和国际现代民间文艺学接轨，还用他钟爱中华文化和中国民间文学的赤热心肠给我以深深的感染。由于牵涉面太宽，此书在比较研究的许多层面上都只是初步尝试与探索。令人高兴的是，由于它具有导引入门作用，至今仍为海峡两岸相关学科的青年学人所喜爱。

为拓展故事研究的文化视野，这一时期我还介入道教文化和文化人类学研究，1991年在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了《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一书，1992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主编的《文化学通论》。

这10多年以故事比较为中心，不仅研究领域有了新的开拓，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视野也有了更新与扩展。这期间曾赴泰国、日本、奥地利访问或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同不少国家的学人对话交流，同野村纯一等日本学者合作，共同考察中日民间故事传承现状，后来又参加组建亚洲民间叙事文学学会。在眼界大开的同时也为中国民间文学可喜的发展而自豪。水涨则船高，学术的精进既要勤奋不辍，还有赖于自身不断地吐故纳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