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对董均伦、江源夫妇所实践的以“安营扎寨”来采录写定故事这一工作方法,我们也应给予更充分的肯定。

采录民间故事,古今中外均不乏令人称道的先例。中国“五四”以来,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在西学东渐中作为现代人文学科中的一个小小分支而崛起,深入工农大众采录歌谣、故事,于是成为文化时尚之一。但采录民间口头文学由个人爱好扩展为政府倡导的社会文化工程,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2017年6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举行第9次代表大会时,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大会致词中特别指出:“可以说,民间文艺是传统文化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组成部分,印刻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和审美风范,值得我们礼敬和传承。”将三个“最”字加在民间文艺头上,不能不使人震撼。而这段话正是1950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组建第一个文艺团体——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时,文化巨匠郭沫若先生从自己数十年的文化学术生涯中感悟提取而来的。在此后的70年中,中国民间文艺事业便一浪高过一浪蔚为壮观了。董、江的一本又一本民间故事书走进千家万户,就是这别具风采的中国文化风景之一。

董均伦夫妇作为“老延安”,本可以凭借这一资历获得更显赫的职位、更优厚的待遇,而他们却全身心地投入采录民间故事这项处于边沿常遭受冷落的文化活动中来。而且他们不是即兴式或短时期地投入,而是在几个乡村一呆就是几年,以“安营扎寨”的方式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享受活态民间故事,再以有心人的姿态品评、择优,将其中的精美之作写定发表,真正做到了“从活水里抓活鱼”;而他们“安营扎寨”的乡村,又是盛产著名聊斋故事的沃土,于是成就了这两三百篇脍炙人口的《聊斋汉子》。这是在中外民间文艺学史上都极为罕见的特例。

我曾于20世纪末撰写了一篇回顾中国民间文艺学百年历程的文章,发表于1999年12月出版的加拿大华文学刊《文化中国》上,文章开头写道:

行将结束的20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风雷激荡、翻天覆地的历史时期,千百年来紧密伴随民众生活,真实记录他们的历史足迹,直接抒写他们爱憎苦乐与梦想追求的民间口头文学,也相应地备受文化界的关注,终于构成为一门现代人文学科——民间文艺学,并获得了长足发展。从“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创办《歌谣》周刊,到90年代末规模宏大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问世;从鲁迅称道众多的民间故事讲述人为“不识字的作家”,到毛泽东亲自倡导采集民歌,向民间文艺学习以补益新文艺创作;从《故事会》这样的刊物每期发行几百万份,到一系列口头文学家的口述作品专集纷纷问世,享誉全国并走向世界,等等。诸多事例构成百年中国文化史上别开生面的崭新篇章。

在这百年文化史迹中,董均伦夫妇的《聊斋汊子》这部以60载心血荟萃而成的民间故事巨著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这不仅是由于这些故事的优美动人,还由于他们开创了到乡村去“安营扎寨”,从日常生活到语言心理上都和这些黄泥巴腿子打成一片,再将他们的口述故事记录写定的结果。

由于董均伦笔下的故事,当时并不是作为一种学术资料记录下来,而是作为面向大众的文学读物写定的,如何看待其科学性,人们便有所争议了。钟敬文先生早在1949年发表的对董均伦故事的首篇评论中就十分中肯地指出:

关于民间故事、传说等的记录方法,大约有两种:一种是凭借记录者的思想、想象和技巧去任意加工,另一种是老老实实地把民众的艺术传达出来。前一种可说是文学的,后一种是科学的。……我国过去学界在这方面的一些成果,大多是前一种的。……董先生这些故事的记录法,大体上用的是后一种——科学的方法,由于他对于民间语言的熟悉和善于调度,这些故事显得相当灵活生动,正好像在豆棚瓜架下亲听那些民间出色的说故事者的讲述一样。在有些故事里,也许多少经过一点语气上的加强或情节上的节略。董先生所以要这样做,也许为的是叫某些重要意义更加凸出,或者顾到对于普通读者的教育作用。这不但没有怎样损黑民众创作的好处,多少还对它有些裨益。[4]

钟老1949年所称道的《半湾镰刀》主要是关于长工向地主抗争,后来被归于机智人物故事的这类作品,钟老称道它具有科学记录的本色,而又作了适当的文学加工,更具可读性,董均伦尔后几十年问世的故事集可以说一直保持着这种“老老实实地把民众的艺术传达出来”的科学方法的核心,而在文学加工上则按照所选取故事的原生态特点有所增强。特别是对那些叙说神仙宝物、鬼狐精怪,贴近聊斋文学传统的故事,其亦真亦幻的情境和曲折婉转的情节更是引人入胜,将贫困善良者奇遇得福而邪恶者则终遭恶报的正义之声,以饱含诗意与美感,巧妙地融合在一系列浪漫叙说中;这些故事被人们以“聊斋汊子”视之,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董均伦故事的上述成就,既是他们夫妇俩个人志趣和几十年执着实践,含辛茹苦所致,也生动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文化建设辉煌成就的一个侧面。在中国百年学术发展中,民间文艺学被视为左翼文化的一个侧面受到青睐,董均伦夫妇几十年来能以“安营扎寨”方式和那些民间文学的创承者、传承者打成一片,在忠实记录口述文本的基础上,又能以贴近民众的语言、情趣将这些故事写定发表,赋予它们以第二艺术生命,这些都离不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片肥沃土地。在《格林童话》问世以来两百多年间的学术发展史上,东西方多国均有采录自民众口头而又有加工的精美故事书问世,而且被列入文学经典传世,可是能达到像《聊斋汊子》这样贴近民众,将科学性与文学性密切融合的故事书,却只能首推《聊斋汊子》。我们不能不为此深感骄傲。

2017年8月15日

【注释】

[1]本文为纪念董均伦先生百岁诞辰而作,刊于《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

[2]刘守华:《故事学纲要》,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本书评述的故事搜集家中,另有孙剑冰、王作栋、裴永镇。

[3]钟敬文:《民间文艺谈薮》,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4页。

[4]这些文章是:《搜集整理民间故事的一点体会》,《民间文学》1955年第9期;《搜集整理民间故事的几点体会》,《民间文学》1958年第7、8期;《从“聊斋汉子”说起》,《民间文学》1959年第12期;《搜集整理民间故事的一些体会》,《民间文学集刊》第九本;《聊斋汊子·前言》,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2年;《行万里路,找千人谈——〈聊斋汉子续集〉代后记》,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