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话语权是国家话语“权力”与“权利”的集中体现

国际法话语权是“话语”在国际法层面的影响力，即由“话语”和“权”两个基本要素组成的“话语权”，“话语”是人们表述观点、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的基本形式载体。《辞海》对“话语”的解释是“运用中的语言”。^[23]从法律意义上看，“权”包括“权力”（power）和“权利”（rights）两层含义，对于“话语权”应是一种“权力”还是一种“权利”，学界有着不同释义。当前有三种代表性理论：第一，权力论。该理论认为权力是影响、控制话语形成与变动的最根本因素。从“话语权”（discursive power）的词义来看，“power”即为“权力”，话语权本意更加接近于权力的本质，而不是权利的归属。^[24]第二，权利论。话语权就其内涵而言，是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知情、表达意见的资格和权利，以及对国际规则的制定、是非曲直的评议和裁判的权利。^[25]第三，权利和权力综合论。该理论认为话语权有两层含义：一是不仅有发表看法的权利，且在既定体制上得到保障；二是在全球治理中对国际制度改革和重构的问题上具有话语影响力。^[26]

以上三种论述，无论是“权力论”还是“权利论”都不能客观反映国际法话语权的价值功能和属性特征，而“权利和权力综合论”似乎较为合理与客观，但仍有其不周全之处，具体而言：其一，“权力论”即指福柯所说的“话语即权力”，这对于国际法话语权的本质属性虽有较深刻的认识，但对“权力”的界定偏向于强制性和支配性权力，过于强调控制和改变其他行为体的能力，而忽略了话语本身的可接受性，即话语合法性。其二，“权利论”中的“权利”主要体现于对身份与资格、权利与义务的界定，而没有体现出具备影响其他行为体的权力。凡是具备国际身份资格的行为体都具有就国际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但不一定具备影响其他行为体的权力。^[27]其三，权利和权力综合论虽不仅强调了话语的“影响力”，也强调了话语的“合法性”，但该论述没有明确区分“权利”和“权力”的界限和联系，如若将两者混为一谈，则难以理解国际法话语权的生成逻辑。为了更清晰地理解国际法话语权的基本内涵和属性，笔者将在权利和权力综合论的基础上，将国际法话语权分为“初始话语权”和“阶进话语权”进行阐释，且话语主体受话语能力、话语资源和话语路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表1所示）

表1(https://www.daowen.com)

国际法“初始话语权”是指国际法话语权的原始生成（初次分配），是在倡导建立国际规则时即已形成。“初始话语权”更偏向于体现的是一种“权力”属性，在国家层面，通常认为“权力”的产生是以具有“权利”作为基础和前提，即要想拥有控制和影响他人的权力，需以先具有相应的身份和资格为前提。而在国际社会中形成的“初始话语权”中，“权力”是“权利”产生的基础和前提。一般而言，“初始话语权”既对国际规则具有重大的建构作用和影响力，也对行为主体的话语能力有极高的要求。话语主体通常是发达国家，因其具备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实力、超前的国际法理论体系，以及先进的技术等话语资源，通过提出国际议题、安排国际议程和主导国际制度的制定等路径，在话语博弈中决定其相关权利和义务的配置，在这一系列活动过程中，发达国家的“初始话语权”即已形成，且可拥有持久的支配力和影响力。

国际法“阶进话语权”是指在国际法话语权的阶段性地渐进增强和形成的，某些国家在国际制度和国际造法初始阶段，只享有一定的“话语权利”，而并未享有“话语权力”，或享有权力的影响力较小，“阶进话语权”更强调的是话语主体通过话语“权利”获取话语“权力”的动态过程。在国际社会结构体系变革进程中，随着某些国家自身实力的提升，已形成和具备一定的话语能力和话语资源，但由于受制于国际法“初始话语权力”配置的影响，而无法发挥可代表国家利益的话语功能和价值。可见，在“阶进话语权”中，国际法话语权的功能属性更偏向体现于是一种话语“权利”，且受制于话语“权力”的影响。例如，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其经济实力已得到全方位提升，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中国在国际规则中享有一定的话语“权利”，但其话语“权力”仍未得到相匹配的提升，更多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法“初始话语权”中较大的权力，其影响力和控制力阻碍了像中国这样后进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因此，如何通过“阶进话语权”实现“初始话语权”的效果是亟须进一步研究的重点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