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相遇与合作

本书能多次再版反映出其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学理意义。罗伯特·萨特（Robert G.Sutter）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艾利奥特国际事务学院（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国际事务实践（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领域的资深教授。他早期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国家情报委员会（The US Government'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国务院情报和研究处（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Department of State）等政府机构任职，专门负责东亚与中国事务，30多年的政界经历为他日后在学界的发展奠定了极为扎实的实践基础，也使他相较于他人以独特的视角洞悉和审视中美关系。与一般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不同，《中美关系：危险的过去与不确定的现在》一书巧妙地将历史学与国际关系进行了无缝链接，既避免了国际关系理论分析框架可能带来的重理论轻史料，又通过翔实的史料与实践性依据充实和支撑理论分析，并作出理性判断与分析。正如王立新教授所言：“必须认识到国际关系学不是所谓的硬科学，也不应该成为硬科学，而应具有强烈的人文特性。国际关系研究应该从人文学中获取滋养，以弥补学科自身的缺陷。”^[4]

以时间节点作为叙事框架，萨特教授由晚清的中美接触史发端，从美国商人、传教士以及外交人员的对华接触了解1844年望厦条约（The Treaty of Wang-hsia）的签订、美国追随英法等国加入对华侵略“俱乐部”的历史缘由，为读者呈现了“二战”前中美关系的历史风貌。1868年《蒲安臣条约》（Burlingame-Seward Treaty of 1868）的签订推动了中美两国民众层面的往来和交流，尽管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系列的排华法案以国内法否定了国际法，但美国在华经济和传教活动的深入发展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已经开始向多元化发展。1911年，大清帝国垮台不仅牵涉整个政治的崩塌，还包括支撑该秩序的古典传统的崩塌，所以，当务之急就是由类似孙中山一样的果敢领袖，建立起一个能流传后世的革命政权。^[5]为了保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北洋政府开始寻求塔夫脱政府在满洲里制衡日俄，而凡尔赛会议的结果却是美国默许日本在中国的扩张。1921年华盛顿会议的召开和《九国公约》的签署宣称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与领土的完整，遵守各国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虽然该条约打破了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但也为美国在中国的侵略扩张提供了方便，使中国再次恢复到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皇姑屯事件”开启了日本第二次大规模侵略中国的序幕。由于《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限制，胡佛政府只能在情感上同情中国，仅从道德上对日本在中国的加速扩张给予了谴责，这迫使后者退出国联并扶持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府（puppet state of Manchukuo）。大萧条时期的美国自顾不暇，罗斯福政府也并未准备好对抗日本，但作为国务院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的史丹利·霍恩贝克（Stanley Hornbeck）在推行美国对华政策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尽管罗斯福总统与国务卿柯代尔·霍尔（Cordell Hull）考虑到不介入亚洲战争以及欧洲战事的升级最初放弃了对日制裁，但最终美国还是于1941年对日采取了选择性战略物资的禁运，同时组建由陆军航空队退役将军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为队长的美国志愿军（The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飞虎队（The Flying Tigers）支持四面楚歌的蒋介石以应对日本的侵略。依据租借法案，中国获得大量的美国战略物资并强化了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这一时期的中美贸易额快速增长，近似于同期美日贸易额的一半。^[6]

为了击败共同的敌人日本，“二战”期间中美两国进行了长期的深入合作，美国也一跃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域外强国。然而，国共内战爆发后，一方是美国别无选择支持的国民党，一方是受苏联影响的共产党，双方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开展了大规模的国内战争，最终以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结束对腐败并治理能力低下的国民党的支持，同时蒋介石全面退居台湾为标志作为内战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