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理会决议“造法性”之争及问题剥离

“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恶性昭然，此后安理会决议的内容出现了方向性改变：由以前仅针对某个国家、某个区域、某一事件而向特定国际法主体施加义务，扩展为针对普遍情势、具有普遍意义，向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家提出行为要求，并出现可能创设新国际法规则的迹象。对这一现象，国内外不少学者将其解读为安理会决议产生了“立法性”（legislation）或具备了“造法”功能（produce law/law-making function）。^[5]如表1所示，该些观点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安理会决议。

表1　安理会决议“造法性”讨论的主要决议信息

②③
S/RES/1267（1999）.
S/RES/1373（2001）.

续表(https://www.daowen.com)

①S/RES/1540（2004）.

上述决议在作出后，不仅为所涉国家所落实，并且在此后其他相似议题的国别性、特定性的决议中被多次引用并得到重申。^[8]与此同时，否认安理会决议具有“造法性”的观点则从《联合国宪章》文义解读、法律规则产生模式及其道德逻辑、安理会决议效力来源等角度出发，认为安理会决议出现的改变不能等同于其产生了造法功能。^[9]然而鉴于客观事实，反方观点亦不得不承认的是，以“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为代表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维护事务日益繁重，而上述无法名正言顺“造法”的安理会决议，不仅为各成员国所广泛接受，同时也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起到了实质促进作用。是故，笔者以为，对安理会决议有无“造法”的理解，无论是非判断如何，仅仅落脚于当下结论本身的讨论可谓意义单薄，应从发展的视角建立起新的观察维度展开思考。

在这场讨论中，透过各种观点所采的论证方式、理论依据及论述逻辑，可予剥离的核心问题其实有二：一是安理会作出决议行为的法律效力是什么，二是安理会决议的法律性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