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全球化发展阻力频生

伴随着三次工业革命的开展，市场全球化经历了“贸易全球化—国家全球化—产业（企业）全球化”的三重发展阶段，^[2]并在21世纪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市场全球化速度下降、范围收窄，全球价值链增长及供应链扩张均趋于平缓，^[3]逐渐进入“慢球化”（slowbalisation）时代。^[4]近年来，全球供应链变短、跨境贸易逐渐向区域化发展，^[5]全球化经济的下行风险与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根据联合国于2022年5月发布的文件，在2022年全球经济展望过程中，通货膨胀率将可能达到6.7%，而经济增速则大幅下滑至3.1%，⑤全球经济正面临着严重的滞胀危机。当前，世界正经历⑤United Nations，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Prospects as of mid-2022，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pad/publication/world-economic-situation-and-prospectsas-of-mid-2022/.，下载日期：2022年6月12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市场全球化面临严峻的内生困境与剧烈的外部冲击，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展现出了新的变化特点，包括全球化发展动力机制、发展模式的重大变化，发展速度的缓和以及数字化、区域化的发展趋势等。^[8]

1.市场全球化面临内生困境

经过了历时数百年的全球化进程，生产要素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资源配置相对得以优化、全球社会分工得以形成与演进，并最终建构起符合资本主义制度需要的全球分工体系。^[9]然而，资本的逐利性与扩张性，在增强全球经贸互联互通的同时，也激化了市场内部隐藏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加剧了市场全球化的内生困境。

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积累雄厚的发达经济体往往会选择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将产业资本转移至新兴经济体，缓解自身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矛盾，并转而依赖金融服务以获取超额利润。这种发展方式所导致的过度金融化与产业空心化，严重冲击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10]加之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最终导致原有资本积累社会结构难以为继。而构建新资本积累社会结构的前提是反思并消解金融资本的过度扩张、强化监管力量，^[11]由此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市场全球化的逆向风潮。

另一方面，伴随资本的无序扩张和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产业对外转移，发达经济体内部就业岗位减少、失业人口增加，社会财富分配逐渐失衡，“马太效应”日益加剧。^[12]而贫富差距日益悬殊、资本与劳动力收益差距的日益拉大，使得劳动力市场的脆弱性凸显、波动性增强，^[13]普通民众与精英集团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原有社会结构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极端民粹主义思潮涌动，“反全球化”声浪迭起，^[14]要求加快本国实体产业与资本回流、实施“再工业化”的呼声高涨。市场内部的反对与抵触进一步激化了全球化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加剧了全球化治理困境。(https://www.daowen.com)

2.市场全球化屡遭外部冲击

市场全球化既是人类社会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又具备天然的内在缺陷。近年来，全球公共健康危机肆虐、地缘政治博弈形势复杂多变，频繁出现的外部冲击虽然无法从根本上动摇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基础，却使市场全球化格局愈发动荡不安，进一步加剧了其内生困境。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曾成为全球化进程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之一，在公共健康危机的催化下各国政策普遍呈现出较强的内倾趋势。国际市场在供应链与货物、人员、资金流动等诸多方面均直接或间接遭受重创：全球市场需求普遍下滑，人员货物流动困难，国际运输成本提高、稳定性下降，企业现金流短缺、入不敷出。^[15]疫情导致的经济危机不仅加剧了经济脆弱性，也降低了市场的风险承受能力。各经济体的复苏速度因实力差异而有所不同，其内部的地区分化也愈加严重。^[16]这些负面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特征，^[17]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剧“逆全球化”危机、迟滞市场全球化复苏进程。

近年来，伴随着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发展变化，各个国家与区域间的地缘战略关系也出现了新的组合演变。^[18]中美贸易摩擦、印巴与美伊关系变化、英国脱欧、乌克兰危机等事件接连爆发，为市场全球化发展带来诸多变数。地缘政治博弈带来的不稳定性，可能会导致更多企业在全球产业布局中放弃“成本效益最大化”原则，转而在战略层面追求安全平稳，将业务转移回本国或布局至邻近地区。^[19]随着跨国企业撤出全球市场，通货膨胀的概率被推高，全球供应链延误风险将进一步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