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与特朗普上台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复杂和最棘手的问题。尼克松访华时曾承诺会在自己的第二任期内宣布与台湾断交，然而“水门事件”的爆发导致尼克松最终无法兑现其承诺；中美建交之时，为了应对共同的敌人苏联，中国只能忍受卡特政府安抚台湾并通过《台湾关系法》（The Taiwan Relations Act，TRA），继续对台出售武器；里根时期中美签署《八一七公报》，美方首次强调将逐步减少对台武器销售，中国也借机重申“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似乎台湾问题将很快解决。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一次又一次地扩大并升级对台军售、强化美台关系，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一次又一次的台独挑衅试探中国底线，致使该问题一直延宕至今。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02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eport）中，执政初期的小布什政府承诺基于《台湾关系法》提升台湾的防务。^[10]由于“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突然爆发以及2003年朝鲜突然开展核武器计划，美国开始转变“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战略，由此前的对华强硬转而寻求中国合作以处理朝鲜问题，并希望借助中国的影响力参与全球反恐。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开始了密切的全球和经济合作，基于传统的自由主义理念，此时的中国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框架下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力和影响力得到极大提升，这为后续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先决条件。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长期受到国会保守派、美国媒体、利益集团的压力而进展缓慢，马英九的上台似乎为三方找到该问题的突破口提供了可能。马英九的当选获得了中美的共同支持，三方都寻求在海峡事务上维护总体的稳定和平静，然而，奥巴马执政初期美国金融危机肆虐、再加上深陷伊阿战争的泥潭无法自拔，美国迫切需要在外交事务上取得突破，此时的中国正韬光养晦地专注国内经济发展，随着中国在南海、东海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以及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一边寻求与中国合作的美国政府也防止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提升而影响美国的利益。2011年11月，奥巴马在夏威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时提出“亚洲再平衡”（Asia Rebalance Strategy）战略，2012年11月，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中国梦”（China Dream）理念，前者强调重返亚太力求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用时任国务卿希拉里的话来讲：“台湾将在该地区作为美国重要的安全和经济伙伴。”^[11]相比而言，“中国梦”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https://www.daowen.com)

新时代的中国更加自信、更加坚定，对诸如台湾问题、南海问题表现出强大的民族和爱国主义姿态，中国进一步强化了在亚洲和全球的持久影响力，未来的美国必将面临强势的中国带来的挑战，基于“实力外交”理念的美国在推行对外战略的时候必然面临诸多困难。哈佛大学社会伦理学教授赫伯特·克尔曼（Herbert C.Kelman）认为，早期的国际关系学者想当然地认为国家行为只是个人行为的集合体，而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人的角色、利益和对最后决策产生影响的能力都大不相同。不能把像国家这样庞大集团的行为看作是其公民或领导人的动机和个人感情的直接反映。^[12]出乎国际社会意料的是，特朗普2016年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并开始了其非常个性化的政治、外交和经济表现，这其中最典型的要数对华贸易战和他任期内中美关系的全面脱钩（decoupling）。事实上，早在2018年3月，彭斯副总统作的有关美国减税和振兴制造业的相关演讲^[13]特别提到中国，并声称美国向中国挑起贸易战并非突发奇想，而是特朗普一上台就开始着手实施的既定战略。弗吉尼亚大学弗兰克·巴顿领导与公共政策学院（Frank Batten School of Leadership and Public Policy，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院长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就撰文声称：“美国对中国越来越失望，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结束后和习近平当选总书记之后中国在国内、国际上影响力的演变。”^[14]中国深信互利和高度结合的中美政府间关系可以有效防止中美关系脱离既定轨道，而政治素人特朗普最初表现出的更加务实、非意识形态考量的现实主义行为方式也让中国看到了维持并提升中美关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