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对抗与合作共赢

本书将更多的焦点放在了探讨战后中美关系。“二战”结束后，美国不仅拥有了超强的物质实力，还获得了强大的“软实力”。美国作为战时“大同盟”的领袖在战后享有极高的国际声望。作为“民主国家兵工厂”的战时表现、“四大自由”思想的提出、《大西洋宪章》的签署和实施都使美国的价值观在战后广为传播。^[7]然而，美苏冷战大背景下，经历过战争创伤的中国亟须整顿混乱的国家状态，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开始在全球与共产主义苏联展开全面对抗，其中朝鲜战争的爆发成了成立不足一年的新中国的首次考验。冷战背景下的大国竞争开始在亚洲上演，仰仗于强大军事实力的美国运用核威慑力求快速结束战争，而此时台湾却试图借助朝鲜战争以借机反攻大陆，1954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The 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US and ROC）的签署进一步确立了美国与台湾建立正式的军事联盟，也进一步加深了中美之间的隔阂。尼克松访华之前的中美关系是对立的、动荡的和危险的，在萨特看来，20世纪50—60年代的中美关系似乎走到了死胡同，没有任何缓和与破冰的迹象；与此同时，中国一方面已经开始了提升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另一方面也要应对美国怂恿和支持的东南亚共产主义叛乱孤立中国的行为。此外，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只能独自艰难地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然而，此后不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几乎将中国的发展陷入停滞，也因此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造成重大影响，彼时的中国国内、国际环境降至了历史最低点。(https://www.daowen.com)

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是一个自助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各国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安排（同盟或联盟）进行合作，以增进它们的安全，防范可能构成威胁的行为体。^[8]面对共同的敌人苏联，中美选择携手共进，一方面迟滞的越南战争耗费了美国巨大的精力，另一方面苏联采取军事手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推行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的“有限主权论”（limited sovereignty or Brezhnev Doctrine）进行对外扩张。此外，苏联还在满洲里边界以及中苏边界屯集重兵，中苏矛盾进一步加剧。苏联在全球的扩张被美国视为对民主价值观的巨大挑战，为了平衡苏联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力，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为来年的尼克松访华作准备。此后，中美携手抵御了一系列苏联在全球扩张影响力的行动，如苏联支持越共入侵柬埔寨、苏联入侵阿富汗等，随着卡特政府与中国建交，中美关系进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从尼克松到里根、从老布什到克林顿，中美关系总体沿着良性合作的轨道进行，尽管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双方在诸如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经贸等问题上依然存在着较大分歧，但20世纪最后30年的中美关系还是沿着共同对抗苏联轨道上稳步推进。在此期间，中国也逐渐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在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下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也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强化了和中国的合作，中国积极推进对外开放以寻求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密切合作，美国则积极推行对华缓和的接触政策以谋求美国的长期利益和持久影响力。尽管中美在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时期发生了诸如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等影响双边关系走向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此时的两国关系达到了另一次顶峰。这一时期，中美元首的频繁互访进一步深化了彼此的合作，^[9]提升了两国关系，中国也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如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加入WTO的重大历史任务，通过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和投资帮助中国快速实现了现代化，中国也凭借这难得的发展机遇实现了经济和影响力的双重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