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生成的成本收益考量

全球治理的短板是国际公共产品的缺失，由于国际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属性，^[46]作为国际协调产品的国际条约和国际制度，主要存在“公共成本”和“搭便车”两大问题。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世界经济的稳定需要各国付出必要的公共成本。强国之所以愿意研发和维持国际公共产品而付出巨大的“公共成本”，是因为这能为研发者带来制度性权力价值，可维护其在国际政治体系和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并由此获得更大的利益。而能力有限的弱小国家鲜有意愿为国际公共产品付费，“搭便车”也是其理性行为。一旦强国不愿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承担巨大的“公共成本”，就会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https://www.daowen.com)

国际公共产品的研发者虽可能投入巨大成本，但能为其在建立国际规则的话语权方面带来巨大的权力空间。主要是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控制谈判进程，并推动达成国际共识和塑造规则，进而获得国际层面法理化和机制化的保障。^[47]例如，美国作为主导世界银行、IMF、WTO等一系列国际公共产品的研发者，利用自身优势等话语资源，使自由贸易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得以确立，实现其本国利益在全球范围内的最大化。但近几年，美国不断选择退出TPP、《巴黎协定》、《全球移民协议》，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万国邮政联盟等国际组织，归根结底是不愿意提供高昂的“公共成本”来维护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稳定。与此相反，在国际规则、制度与理念方面，中国由于历史原因曾长期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相游离。从1971年重返联合国，1980年、1985年分别恢复了在IMF和世界银行的代表权，2001年加入WTO，再到积极倡导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建立等一系列行动，标志着中国从“参与”逐渐向“研发”国际公共产品的身份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国际法话语权的提升；同时，这也意味着成本和收益、权利和义务的变化，中国需要承担越来越多的“公共成本”和国际责任。当前中国正通过不断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积极“研发”国际公共产品获取制度性权力价值以提升国际法话语权，但同时还应充分考虑保障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平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