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在全球治理和国际法治不断完善的语境下，国际法话语权的价值功能已发生重大转变，且正逐渐发挥更大作用。无论是福柯的话语权理论，还是奥努弗的规则建构主义理论都阐释了话语权对社会秩序的建构作用和意义。国际法话语权具有较强的技术性，区别于基于暴力的权力，话语权在国际法语境下通常采用制定规则的手段，通过运用议程的设置权和规则的制定权等方式，引导个体和集体“自愿”按照设定的程序和方式思考和进行决策。在以规则为导向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际法为全球公共问题的管理和治理提供了一条“法治”路径，[48]可以说所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产生都是在国家间话语博弈和理性选择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国际法或国际协议一旦达成，对法律与协议的遵守就独立于任何特定国家的意愿之外。[49]纵使拥有话语霸权的西方国家之后想改变初始权利义务的分配，也必须符合法律程序，否则必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与此同时，国际法话语权与国际制度的形成还是一对辩证统一的关系，主体在拥有国际法话语权下满足国际规则制定的正当性，以此形成国际制度与国际秩序；话语作用于国际制度，又保障国际制度，而国际制度又可反向构建话语权的形成。当前，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中需进行国际法话语创造，即在承接历史遗产的基础上，还需不断创造国际法话语理论与实践。“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理念的提出是对中国国际法话语的延续和创新，我们需不断丰富其内容载体以增强话语能力和话语自信，以体现中国具有引领国际法发展以及完善全球治理的意志和能力。
（本文责任编辑：吕铭鸿）
Cognitive System of the Discourse Power of International Law
Meng Yuqun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genealogy,the cognitive system of“long-arm jurisdiction”and international law discourse is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discourse power,discourse politics,constructivism and soft power developed with“discourse power”as the core.International law discourse is the centralized manifestation of national discourse“power”and“right”,its discourse content carries national interests,discourse practice reflects the game of national interests,and discourse ability is the key factor to maintain national interests.At the same time,the discourse power of international law is the guiding power,dominant power and influence in the form of the right to define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the right to define identity and allocate interests,the right to set issues and construct organizations,and the right to make rules,interpretations and amendments.Under the change of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to explore the logic of international law discourse generation,it is necessary for countries to have a sense of subjectivity and comprehensive discourse ability,and the content of the discourse has consensus and legitimacy,and at the same time,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discourse generation.The enhance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discours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Ruling and Blocking Legislation.
Key Words:discourse power of international law;cognitive system;discourse ability;soft power
【注释】
[1]本文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和培育项目“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流动的规制体系研究”（2020BS85）、中国法学会2022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背景下国际法话语权的中国构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课题“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监测体系研究”（19JZD05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孟于群，西南政法大学讲师，西南政法大学海外利益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博士后。
[3]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6页。
[4]吴贤军：《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理论、现状和路径》，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9页。
[5]法国社会学家福柯（1976）在《话语的秩序》一书中揭示了话语权的本质和目的。
[6]Manfred Frank，On Foucault's Concept of Discourse，Routledge，1992，p.17.
[7][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8]张兴成：《福柯与萨义德：从知识—权力到异文化表述》，载《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9]哈贝马斯（1981）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规范基础”，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转型问题。作为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的一支，话语是理论的核心概念。
[10]国际政治交往理论，植根于欧洲国际关系尤其是“二战”以来的欧洲国际关系实践，以德国哲学、社会学思想为主要思想来源，强调市民社会、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从“社会交往”的视角专注于“全球、区域治理”、“和平研究”及“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的研究。
[11]T.Dize，J.Strens，A useful dialogue？Haberma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5，Vol.31.
[12]傅永军：《哈贝马斯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述评》，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13][德]托马斯·里斯：《全球化与权力：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肖莹莹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0期。
[14]尼古拉斯·奥努弗（1989）是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是规则建构主义（rule-oriented constructivism）的代表人物，迈阿密国际关系小组创始人。在他的专著《我们造就的世界：论社会理论与国际关系中的规则与统治》中第一个把“建构主义”这一术语引入国际关系学界。
[15]G.Nicholas，World of Our Making：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89，p.67.
[16]M.Tupala，Applying Quantitative Appraisal Analysis to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al Discourse：the Case of EU Migration Documents，Functional Linguistics，2019，Vol.1.
[17]孙吉胜：《国际关系中的言语与规则建构——尼古拉斯·奥努弗的规则建构主义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6期。
[18]约瑟夫·奈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及同年在《对外政策》杂志上发表的《软实力》一文中，最早明确提出并阐述了“软实力”概念。参见[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9]J.S.Nye，Jr.，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1990，p.32.
[20]何志鹏：《中国话语的法律表达——基于〈关于菲律宾共和国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的思考》，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21]杨林坡：《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话语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17年博士论文，第49页。(https://www.daowen.com)
[22]孟于群：《国际法话语权的生成逻辑与中国构建》，载《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23]夏征农：《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9页。
[24]M.Barnett，R.Duvall，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2005，Vol.1.
[25]梁凯音：《论国际话语权与中国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3期。
[26]徐明棋：《全球经济治理：提升我国制度性话语权》，载《文汇报》2015年11月23日。
[27]陈宗权：《“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1页。
[28]古祖雪：《国际法：作为法律的存在和发展》，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页。
[29][美]路易斯·亨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张乃根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30]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载《改革》1994年第2期。
[31]王群：《“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国际法话语权刍议》，载《理论探讨》2017年第2期。
[32]Y Wang，Power of Discourse in Free Trade Agreement Negotiation，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19，Vol.32.
[33]在国际关系中，涉及的是财富与权力的理论关系。参见[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增订版），苏长和等译，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2013年版，第17页。
[34]C Albin，Negotia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Global Public Goods and Fairnes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3，Vol.29.
[35]所谓程序性意义是指国家关切的议题，根据既定的国际规则程序，决定其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样的行动步骤，由国际社会来协同解决。
[36]陈正良：《软实力发展战略视阈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5页。
[37]王江雨：《地缘政治、国际话语权与国际法上的规则制定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
[38]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39]邓正来编：《王铁崖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40]JS.Nye.Jr，The Future of Power，Public Affairs，2011，pp.177-186.
[41]张小明：《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思想分析》，载《美国研究》2005年第1期。
[42]E.M.Burns，The American Idea of Mission：Concepts of National Purpose and Destiny，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7，p.128.
[43]王逸舟：《磨合中的建构》，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版，第347页。
[44]赵旭：《论构建新型国际秩序法律话语权——以清末国际法输入的法律话语分析为视角》，载《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45]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17页。
[46]M.Olson，Increasing the Incentive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5，1971，pp.866-874.
[47]孟于群、杨署东：《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加总技术下的制度安排与全球治理》，载《学术月刊》2018年第1期。
[48][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
[49]L.Henkin，How Nations Behave：Law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p.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