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障碍类型日益多样化

主权国家出于本国利益考量，往往会通过制定国内法、政策或规则等形式管制国际经济贸易往来，若这种管制超过一定的限度，便会成为阻碍市场机制运作的国家障碍。自19世纪下半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广泛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垄断资本主义的迅速扩张与随其伴生的经济问题，使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比较优势理论再度成为显学，各国纷纷签订诸多双边、多边条约以促进国际间经济往来，并逐渐构建起一种脱离政府管制的经济贸易秩序，^[20]由此推动了国际经济法的萌芽与形成。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与演变中，国际经济法条约体系由国际货物贸易扩张至国际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诸多领域，以约束和限制来自国家的过度干预、保障市场资源配置优化。与之相对，发展逾百年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却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危机，周期性的经济萧条与金融动荡已然成为惯常，^[21]各国为应对经济危机，普遍会周期性奉行贸易保护主义，通过设立国家障碍逃避乃至对抗多边经贸体制的束缚，^[22]从而保护本国的产品、技术与市场。近年来，国家障碍经历了由边境措施（border measures）到边境后措施（behind-the-border measures）的纵向扩张，和管制范围及考量因素愈发多元的横向扩张。

1.由边境措施到边境后措施的纵向扩张

早期国际经贸谈判主要以推动关税减让、扩大市场准入为目标，大多聚焦于各国边境措施。随着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各国在关税、配额、进出口许可等边境议题上逐渐达成共识，传统国家障碍日益淡化。

21世纪以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展进一步改变了全球市场分工与贸易结构，人员、技术与服务的广泛流动和法规政策的殊异造成各国监管分化，导致合规与贸易成本提高。^[23]为提高本国产品竞争力，各国纷纷转向采取国内规制方式，通过设立“边境后”的监管措施、非关税壁垒与行政管理规则等构筑贸易壁垒、实施贸易保护。相比于限制出入境贸易的传统边境措施，边境后措施主要集中在各国的补贴、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环境、劳工、信息技术等国内法规中，成了当前各国规则博弈的重点之一。(https://www.daowen.com)

2.由成本效益最大化到增强非经济关切的横向扩张

不同于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巨型保护主义”（jumbo protectionism）与“隐蔽保护主义”（murky protectionism）日益得到各国青睐，正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适用。^[24]这些新型贸易保护主义不再局限于贸易领域，大多具备合理、合法的外观与实施依据，往往以保护人权、环境，保障劳工权利、消费者权益等为由，在事关公共利益的议题上设置各项歧视性规则，直接或间接采取限制甚至禁止贸易、投资的措施，^[25]从而达到实施贸易保护的目的，本质上依然属于国家障碍。

同时，正如布莱恩·波林（Brian Pollins）所提出的“贸易是跟随旗帜的”这一论断，^[26]受地缘政治博弈的影响，国家障碍的政治浓度也日益增强，对竞争政策、主权安全等多个领域产生影响。例如，近年来西方聚焦国有企业竞争中立议题，美国、欧盟、日本、巴西等经济体相继发布单独或联合声明，指责中国国有企业对全球贸易的扭曲。^[27]此外，以保障国家主权安全为目标的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呈现全面“扩大化”趋势，体现出强烈的泛政治化色彩。近年来，各国对涉外经贸领域的国家安全审查重视程度均有大幅提高，美国、欧盟、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等出台或不断强化其国家安全审查立法，^[28]总体上呈现出受审查的“外国投资”范围更加宽泛、审查重点向TID（critical technology，critical infrastructure，and sensitive personal data）领域扩展、审查标准日趋严格、审查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不断扩张等特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1年世界投资报告》披露，在2021年通过的109项投资政策措施中，不利措施的占比达42%，再创历史新高。^[29]总体来看，受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影响，相对于追求纯粹的经济利益，各国转而给予其他政策目标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