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和余论
中世纪欧洲封建诸侯、王权与商人在不同历史时刻的力量对比，对社会政治结构的塑造有着重大的影响。商人阶层与宗教力量的联合不仅表现在促进商事规则的形成，而且表现在二者结合与国王的抗争中，其集中体现就是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1）保障教会选举神职人员的自由；（2）保护贵族和骑士的领地继承权，国王不得违例征收领地继承税；（3）未经贵族、教士、骑士组成的王国大会议同意，国王不得向直属附庸派征税金和盾牌钱；（4）未经同级贵族的判决，国王不得任意逮捕或监禁任何自由人或没收他们的财产[23]。
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而言，近代商法的演进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有机作用而形成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宗教对商法演进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也要注意到宗教也有可能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约束性。近代商法来源于商业革命所推动的社会进步，宗教因素固然重要和直接，但是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物质生产生活条件。近代商法的生成既是人类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发展促成的文明成果。宗教赋予商业行为以伦理基础，不仅校正了商业行为本身可能导致的过度贪婪、腐败奢靡和种种可能对人性的放纵，而且提供了商品经济中实现社会合作所需的社会资本。宗教理想与世俗规则并不矛盾，高尚的宗教理想能够提升商业的伦理属性，完善的世俗规则能够规范宗教理想的具体实践，而这个过程也许永远不会停止。
【注释】
[1]本章曾以《近代商法形成中的宗教因素考察》为题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编入本书时有所修改。
[2]韩旭：《安东尼奥对抗夏洛克——重读〈威尼斯商人〉》，《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
[3]范健、王建文：《商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4]［美］哈罗德·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406页。
[5]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很早意识到了宗教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英国学者理查德·亨利·托尼论述了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美国学者哈罗德·伯尔曼指出了宗教对近代商法形成的影响，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张国键和大陆学者范健、王建文均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近代商法形成中的宗教因素。但是对于宗教因素对商法规则的影响，很少有学者提及。
[6]［德］马丁·路德：《路德选集（下册）》，杨懋春译，金陵神学院及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307页。
[7]Susan R.Holman eds，Wealth and Poverty in Early Church and Society，Michigan：Baker Academic 2008，pp.127-139.
[8]周辅成：《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页。
[9]Kevin J.Christiano，William H.Swatos，Jr.，Peter Kivisto，Sociology of Religion：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New York：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p.7.(https://www.daowen.com)
[10]Herbert A.Deane，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Ideas of St.Augustine，Washington：Angelico Press，2013，pp.110-111；293-294.
[11]［英］托马斯·马丁·林赛：《宗教改革史（上卷）》，孔祥民、令彪、吕和声、吕虹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90页。
[12]［美］哈罗德·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406页。
[13]［英］理查德·亨利·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赵月瑟、夏镇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14]［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黄晓京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
[15]John Chamberlain，The Roots of Capitalism，Princeton，New Jersey：D.Van Nostrand Company，Inc.，1965，p.43.
[16]Michael Wykes，“Devaluing the Scholastics：Calvin's Ethics of Usury”，Calvin Theological Journal，Vol.38，2003，pp.27-51.
[17]W.Fred Graham，The Constructive Revolutionary：John Calvin＆His Socio-economic Impact，Richmond，Virginia：John Knox Press，1987，p.175.
[18]梁晓杰：《洛克财产权利的宗教伦理维度》，《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19]［美］戴维·兰德斯、乔尔·莫克、威廉·鲍莫尔等：《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姜井勇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129页。
[20]Arthur O'Sullivan，Steven M.Sheffrin，Economics：Principles in Action，Upper Saddle River，New Jersey：Pearson Prentice Hall，2005，p.512.
[21]Jane Gleeson-White，Double Entry：How the Merchants of Venice Created Modern Finance，New York：W.W.Norton＆Company，2013，p.65.
[22]［美］哈罗德·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1993年版，第147、406页。
[23]［法］伏尔泰：《风俗论》，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