斡鲁脱克作为亚洲内陆贸易的重要组织方式

斡鲁脱克（Ortaq或Ortogh）^[12]，有时也简称斡脱（wo-to），是蒙古语与突厥语共享单词的译音，原意为伙伴或同事，历史上特指可汗授权的从事贸易行为的商人组织。不仅如此，斡鲁托克商人历史上还是蒙古的征税人员。事实上，斡鲁托克这种可以承担一定政治职能的商业组织曾经广泛地存在于亚洲内陆贸易文明之中，无论是粟特、波斯、突厥还是阿拉伯。西方商事公司“company”的字面的原义也是伙伴，早期的商事公司从事贸易往往也需要得到政府的特许。斡鲁托克是最早的重商主义实践者，重商主义是与政治专制相对应的经济产物。重商主义主要的国家经济政策之一在于取得出超的贸易优势，尤其是制成品的贸易出超来实现增加货币储备的目的。历史上，奉行重商主义的国家关税很高，比较容易诉诸战争和殖民扩张。

根据有限的史料和对巴里坤县、喀什市、疏附县、叶城县、莎车县、敦煌市、武威市等地的调研，斡鲁托克大致的场景是，结伴搭伙的商人，数十人至数百人不定，少则几十峰驼，最多可达一千峰驼，每一峰驼能够负重大约200千克。商队有武装可以自卫，沿途建立聚落。商队首领，古粟特语称之为“萨宝”，现代维吾尔语称之为“卡万别什”（，或者，karwan beshi），具有很强的号召力。部落族人愿意把自己的钱财交给首领来打理，由首领来决定具体的投资方案。首领不仅是最大的投资人，也是斡鲁托克的祭祀仪式的主持人。当然首领也是最大的风险承担者，一旦经营失败或者遭遇不测，不仅是整个族人将损失惨重，首领本人将承担最终责任。当然一般情形下，部落族人除了有一些个人生活物品作为私人所有之外，并没有严格意义的私产，斡鲁托克所有成员共享收益、共担风险，这也客观上降低了首领本人的心理压力。在每次出行之前，整个商队会准备充分的补给，主要就地取材，直至今日在新疆和河西走廊都非常普遍，如馕、大饼、酸奶疙瘩、干果、砖茶等等，易于携带，不易变质，且营养丰富。商队首领，同时也是宗教主持人，在每次出行之前，会祈祷上天请求赐予平安^[13]。直至今天，在乌兹别克的费尔干纳河谷、吐鲁番和敦煌等地都能发现那些历史的记忆。(https://www.daowen.com)

尽管戈壁和沙漠地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但是在天山、昆仑山、祁连山的雪山之下，往往会有丰饶的绿洲，甚至是草原和湿地。古代敦煌至喀什的旅程大约2000千米，一次往返大约需要半年时间。古代姑臧（武威）至巴里坤的旅程大约在1300千米，一次往返大约需要3个月的时间。商人们到达目的地后，会把货物卖给其他商人，同时买入一些货物带回出发地，其他商人亦是如此。大部分商人一次往返大约能够赚取5倍以上的利润。斡鲁托克商人沿着游牧先民的线路，一路行走在“腾格里”山下^[14]，在工业文明到来之前的数千年间来从未改变，似乎历史在那一刻停滞。

古代中国的中原政权往往“重农抑商”，推行许多限制商业的政策。元朝忽必烈并没有这种偏见，反而给予商人较高的社会地位。斡鲁托克商人在忽必烈时期通过与政府的合作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蒙古统一亚洲内陆之前，商人每通行一个重要地点，都被课以过路税。忽必烈采纳了谋臣的谏言，取消过路税，同时为了补偿地方政府，允许地方政府征收土地所有税，土地所有税无须上缴中央。忽必烈将亚洲内陆贸易路线的节点城市设为中央直辖，商品只需在卖出地缴纳销售税即可，税率大约只有3%^[15]。元朝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辽阔的帝国，然而维系这个帝国运转的经济体制来自斡鲁脱克的通商、专营和征税。斡鲁托克或者商人协会主要是由色目人组成，在蒙古统治初期，斡鲁托克向蒙古贵族提供贷款。1268年，作为回报，忽必烈建立了“斡脱总管府”，以较低的利率借钱给斡鲁托克。斡鲁托克利用这些钱为贸易商队提供资金。为了便利贸易和商人的需求，忽必烈发行了大量纸币，其规模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忽必烈1260年发行了三种纸币，以白银储备作为支撑稳定币值，币值的稳定对于贸易繁荣和增加商人的收益是极为关键的。元朝政府同时授予斡鲁托克征税权，斡鲁托克作为包税人为取得征税权往往向官府投出较高的标价，致使税额不断上涨。商人们当然也尽可能多地征收超额的税款来扩大他们的利润。因为很少有人能够负担得起如此高的税率，很多人被迫向斡鲁托克借取高利贷。而斡鲁托克的资金，很多又是来自蒙古贵族的借贷。元朝辽阔的疆域为商人们提供了足够的舞台，通过发展贸易和征税，作为商事组织的“斡鲁托克”与政府实现了积极和有效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