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内陆贸易根植于生态、资源与游牧之中

第十九章　亚洲内陆贸易秩序的政治环境与组织方式^[1]

【案例与材料导学】

1.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石羊河流域下游。民勤地处丝绸之路要冲，三面环沙，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典型的温带沙漠气候，是骆驼生息繁衍的理想之地。民勤牧养使役骆驼历史悠久。明清时期，政府鼓励养驼，特别是清初，民勤驼商马合盛经营驼队，开办茶社，生意遍布全国，曾被雍正皇帝封为“官商马合盛”。1907年，清政府颁旨，以护国员外郎诰封其后人马香亭为“资政大夫”。后驼队更加兴盛，曾受孙中山先生派遣，远赴苏联开展外交活动，受到列宁亲切接见。民间组织的驼羊会，每年在苏武庙举办赛驼活动，其盛况空前。民勤驼队走南闯北，驼道四通八达，境内男丁大都跟随驼队走货，以此为业，成为骆驼客。2011年3月，民勤骆驼客被确定为甘肃省第三批省级非遗项目，属民俗类。骆驼客是指在沙漠拉骆驼的人，民勤民间称之为“驼户”，或叫“驼把式”。骆驼客以放牧骆驼、拉骆驼运输为生。驮运时每十一峰骆驼为“一把子”，五把子以上的骆驼运输称之为“驼队”。经营驮运物资进行商品交易者称之为“驼商”。民勤的驼户、驼队、驼商历史悠久，在西北久负盛名^[2]。

2.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今腾冲市）北斋公房西坡古道位于界头黄泥坎村东约15千米北斋公房西坡山洼间，为界头前往高黎贡山北斋公房古道路段。地理坐标：东经98°45′33.4″，北纬25°32′39.1″；高程2607米。2013年3月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史记》所载，古道最早形成当在西汉时期，唐代南诏王阁罗凤西开寻传时曾做过局部扩修，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由腾越知州沈祖学组织铺筑为石板路，并从此沿用下来。路径东起高黎贡山北斋公房垭口，沿西坡的小平河谷曲折而下，至山腰的小高良贡台地止，全长约6千米。路面多以石块铺砌，宽1～2米不等，由于山势陡峻，路径多在山崖间呈“之”字形延伸，路面可见成串的马蹄印痕，今虽废弃多年，但保存尚好，人、畜仍可通行^[3]。

图19.1　中世纪亚洲贸易路线图^[4]

图19.1所展示的中世纪亚洲贸易路线图是由美国著名历史地图学家威廉·罗伯特·谢泼德（William Robert Shepherd）于1926年所作的，该地图不同于常见的横向平面地图，能够为读者以北半球球体视角展现亚洲内陆贸易。常见横向平面地图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将原本椭球体的地球拉伸，北半球的实际距离被拉伸呈现。谢泼德的地图以北半球球体视角为读者展现出北半球的实际路线并没有横向地图所看到的那样遥远。考虑到中世纪的地理和气候环境，以敦煌至喀什噶尔为例，其旅程大约只有2000千米左右。根据美国华裔学者许倬云、孙曼丽以及美国学者加雷斯·詹金斯（Gareth Jenkins）的研究，中世纪亚洲内陆游牧民族的迁徙受到了气候环境周期性变化的决定性影响^[5]。东起祁连山山脉，西至高加索山脉，亚洲内陆贸易受到绿洲经济和游牧经济的影响，祁连山、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共享了大致相同的地理环境资源。高耸入云终年不化的雪山脚下是得到雪水滋润的森林、草原和绿洲，游牧民族在这里来来往往，绿洲上的定居农民异常勤劳和勇敢，非常愿意学习各种不同的文化。面对温带大陆性气候区自然环境的极端考验，小规模的生产单位是无法经受考验的^[6]，亚洲内陆地区通过政权和国家能力建设是人类生存竞争的自然选择。游牧民族来往于不同的资源禀赋区，有着较强的组织性、生产性和战斗性，能够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商业能力，并进而形成游牧民的商业组织——斡鲁脱克。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如此强劲的商业组织，亚洲内陆的贸易该如何展开。

一、亚洲内陆贸易与路线

有两种因素总是主宰着国际贸易的历史：利润的追求和异域的诱惑。在亚洲内陆的贸易历史中，“丝绸之路”总是会产生令人遐想的神秘与财富。这一词语是由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1877年创造的，当时这个词语是用来命名连接亚洲和西方的贸易古道。丝绸之路是东亚至地中海之间长达8000多千米的路线集合，它最初由公元前300年就存在的多条商路组成，沿着这些商路丝绸、玉石、胭脂、茶叶、艺术品等等被销售往买家手中。大约公元前200年这些路线向西延伸并入中东的贸易路线，公元前100年左右这条路线成为连接地中海和中国之间一条活跃的贸易路线。瓦罕走廊与河西走廊之间从来不曾被沙漠和戈壁阻隔，两条走廊的南线是塔里木河直通楼兰、敦煌，北线是天山和祁连山脚下珍珠般串起的绿洲，来来往往的商队追寻着游牧民族迁徙的路线穿梭于里海、瓦罕走廊、费尔干纳河谷、塔里木河、天山和祁连山脚下的绿洲，经兰州^[7]进入中国内地。在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前，这条路线是连接高加索与中国中原最重要的贸易与文明路线。丝绸之路向西经过美丽的里海沿岸，顺着富饶的草原游牧路线伸向更遥远的西方，进一步分支为北路和南路。北路经过保加尔—钦察地带和克里米亚半岛，在那里经黑海、马尔马拉海和巴尔干半岛到达威尼斯。南路经过突厥—呼罗珊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纳托利亚，之后经安纳托利亚北部的安提俄克（Antioch）进入地中海，或经黎凡特（Levant）进入埃及和北非。

丝绸之路对东半球的跨文化交流起到了关键作用，技术，思想、文化和信仰沿着这条路线来来回回。佛教沿着这条道路从印度经瓦罕走廊、塔里木河、河西走廊传入中国中原地区，伊斯兰教同样沿着丝绸之路从中东向更远的东方传播。数学、天文学、医药学等在东西方之间互通有无。从东方传入西方的有丝绸、玉石、香料、生姜、茶叶、桃树、梨树、瓷器、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等等。从西方传入东方的有玻璃、葡萄、棉花、羊毛、宝石、象牙和种马。由于距离遥远和昂贵的交通运输费，丝绸之路长途贸易往往仅限于那些价值高且体积小的货物——讨人喜欢的奢侈品，如丝绸、玉石和胭脂等等。比奢侈品更有价值的一定是技术、文化和思想，文明的交流不仅对古代中国、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和罗马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促进使用，而且为现代世界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软玉翡翠已经从叶尔羌与和田的矿场运送到中国内地。这些矿场距离瓦罕走廊巴达赫尚（Badakhshan）的天青石和尖晶石矿场不是很远。虽然被令人敬畏的帕米尔高原分隔，但穿过它们的路线显然从很早的时候就投入使用了。帕米尔是世界屋脊的中枢，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都在这里交汇，地理环境虽然极为严苛，但是山脚下的绿洲和草场是游牧民族的行进路线，也是天然的贸易路线。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条单一的线路，而是帕米尔高原延伸向印度、中东、欧洲的贸易线路。有些路线发展得很好相对来说是因为没有盗匪，而其他的路线因为缺乏保护或几乎没有供避开天气恶劣的绿洲城镇而最终消逝。穿越荒漠和高山的路线能够用较短的时间抵达目的地，但是在前工业时代这是极为冒险的事情，今日修建的高速公路、货运铁路和高速铁路已经极大地降低了贸易运输的风险。无论是古代的贸易线路还是今日现代化的交通线路都有一个共同的交汇点——喀什噶尔，这座帕米尔高原脚下的城市，自古以来都是亚洲内陆最重要的贸易中心。这里是丝绸之路的中转站，大多数商人把货转卖给其他商人，由他们在后续路线上完成最后的交易。历史上，虽然很少有商人能够独自走完横贯整个大陆的旅行，但是最终的效果却是货物被运往亚欧大陆各地^[8]。

元朝衰落之后，丝绸之路沿线的地方政权经历了长年累月的征伐和战争，商旅队伍实在无法承受难以预料的政治、自然和经营风险。加之冰川消退，直接减少了注入绿洲的流水量，使得沿线许多重要的绿洲先后枯竭，而这又加剧了地方政权之间的资源争夺，恶化了贸易环境。随着达伽马1497年发现了通过海运联通东西方的香料之路（Spice Route）^[9]，丝绸之路的这种衰落似乎变得不可挽回。

二、亚洲内陆贸易的政治环境

亚洲内陆贸易路线中最受西方关注的货物当属丝绸，除了丝绸之外，大部分贸易货物都是各类奢侈品。富有的商队很容易遭到盗匪攻击，盗匪熟知地形，在商路沿线不时劫掠贸易商队。商队需要护送者，每晚都可以在安全的地方露营。亚洲内陆贸易路线的发展为中原统治者带来了很多困扰，在河西走廊和更广袤的西域，中原政权的控制力时强时弱，最有效的策略就是与当地定居的农耕政权合作，修建要塞和堡垒，一方面是出于维护自身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客观上形成了贸易路线的保护屏障。一旦河西走廊至喀什噶尔的诸多要塞和堡垒是安全的，沿线居民的数量就会增加，当地居民就能从安全可靠的贸易中获得益处。商旅们在贸易交往中吸收很多当地的文化，文明也沿这条线路传播出去。

身处中国中原文明、匈奴—突厥—蒙古文明、吐蕃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欧罗巴—地中海文明、俄罗斯文明等几大文明板块的交汇处，河西走廊至更为广阔的亚洲内陆成为文明交汇融合的沃土。亚洲内陆贸易的政治环境受到宗教的很大影响，历史上这一地区大部分政权都有着鲜明的政教合一特征。宗教是在丝绸之路上被传播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多元化的宗教沿着贸易路线最终传入古都长安。佛教早在公元1世纪从印度传入中国，当时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在他们的作品中使用佛教元素，佛教在这一地区的政治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之后，伊斯兰教也沿着类似的线路传播并融入中国文化之中，基督教也被欧洲传教士传入中国并在公元638年扎根于唐朝^[10]。

在政治、文化、宗教和军事组织方面，匈奴、突厥、乌古斯和蒙古都延续了草原帝国的悠久传统，上述汗国分享类似的政治传统，通过宗教作为意识形态的强化手段建构并且合法化了超级部落统一体，该组织体既是生产单位，也是军事单位，这个统一体向下则是小规模的生产作战单位。

当突厥汗国实现了从中国北方至拜占庭广袤领域的政治联盟时，他们有意识地待在农耕邻居的围墙外面，运用他们的机动性优势和军事技能，通过交替的战争与和平使他们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免受农耕社会扩展的影响。维持汗国运行的资源可以从农耕邻居的进贡那里获得补充，保障亚洲内陆贸易的税收则可以源源不断流入汗国的财政。鄂尔浑碑铭（Orkhon inscriptions）表明突厥人意识到，待在农耕邻居的外围，保持政治独特身份能够让他们从中国和周边获取最大的经济和政治收益。^[11]

在漫漫历史的不同时期，贸易中心沿着丝绸之路的足迹成长，要么繁荣，要么衰落，如阿拔斯王朝的巴格达、粟特人的撒马尔罕，在那里，商品被交易，珠宝作坊和金属加工厂开始建立。丝绸之路的绿洲城市，因为来往的商旅贸易而繁荣，又因为商人缴纳的税收而文明化昌盛。

三、斡鲁脱克作为亚洲内陆贸易的重要组织方式

斡鲁脱克（Ortaq或Ortogh）^[12]，有时也简称斡脱（wo-to），是蒙古语与突厥语共享单词的译音，原意为伙伴或同事，历史上特指可汗授权的从事贸易行为的商人组织。不仅如此，斡鲁托克商人历史上还是蒙古的征税人员。事实上，斡鲁托克这种可以承担一定政治职能的商业组织曾经广泛地存在于亚洲内陆贸易文明之中，无论是粟特、波斯、突厥还是阿拉伯。西方商事公司“company”的字面的原义也是伙伴，早期的商事公司从事贸易往往也需要得到政府的特许。斡鲁托克是最早的重商主义实践者，重商主义是与政治专制相对应的经济产物。重商主义主要的国家经济政策之一在于取得出超的贸易优势，尤其是制成品的贸易出超来实现增加货币储备的目的。历史上，奉行重商主义的国家关税很高，比较容易诉诸战争和殖民扩张。

根据有限的史料和对巴里坤县、喀什市、疏附县、叶城县、莎车县、敦煌市、武威市等地的调研，斡鲁托克大致的场景是，结伴搭伙的商人，数十人至数百人不定，少则几十峰驼，最多可达一千峰驼，每一峰驼能够负重大约200千克。商队有武装可以自卫，沿途建立聚落。商队首领，古粟特语称之为“萨宝”，现代维吾尔语称之为“卡万别什”（，或者，karwan beshi），具有很强的号召力。部落族人愿意把自己的钱财交给首领来打理，由首领来决定具体的投资方案。首领不仅是最大的投资人，也是斡鲁托克的祭祀仪式的主持人。当然首领也是最大的风险承担者，一旦经营失败或者遭遇不测，不仅是整个族人将损失惨重，首领本人将承担最终责任。当然一般情形下，部落族人除了有一些个人生活物品作为私人所有之外，并没有严格意义的私产，斡鲁托克所有成员共享收益、共担风险，这也客观上降低了首领本人的心理压力。在每次出行之前，整个商队会准备充分的补给，主要就地取材，直至今日在新疆和河西走廊都非常普遍，如馕、大饼、酸奶疙瘩、干果、砖茶等等，易于携带，不易变质，且营养丰富。商队首领，同时也是宗教主持人，在每次出行之前，会祈祷上天请求赐予平安^[13]。直至今天，在乌兹别克的费尔干纳河谷、吐鲁番和敦煌等地都能发现那些历史的记忆。

尽管戈壁和沙漠地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但是在天山、昆仑山、祁连山的雪山之下，往往会有丰饶的绿洲，甚至是草原和湿地。古代敦煌至喀什的旅程大约2000千米，一次往返大约需要半年时间。古代姑臧（武威）至巴里坤的旅程大约在1300千米，一次往返大约需要3个月的时间。商人们到达目的地后，会把货物卖给其他商人，同时买入一些货物带回出发地，其他商人亦是如此。大部分商人一次往返大约能够赚取5倍以上的利润。斡鲁托克商人沿着游牧先民的线路，一路行走在“腾格里”山下^[14]，在工业文明到来之前的数千年间来从未改变，似乎历史在那一刻停滞。

古代中国的中原政权往往“重农抑商”，推行许多限制商业的政策。元朝忽必烈并没有这种偏见，反而给予商人较高的社会地位。斡鲁托克商人在忽必烈时期通过与政府的合作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蒙古统一亚洲内陆之前，商人每通行一个重要地点，都被课以过路税。忽必烈采纳了谋臣的谏言，取消过路税，同时为了补偿地方政府，允许地方政府征收土地所有税，土地所有税无须上缴中央。忽必烈将亚洲内陆贸易路线的节点城市设为中央直辖，商品只需在卖出地缴纳销售税即可，税率大约只有3%^[15]。元朝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辽阔的帝国，然而维系这个帝国运转的经济体制来自斡鲁脱克的通商、专营和征税。斡鲁托克或者商人协会主要是由色目人组成，在蒙古统治初期，斡鲁托克向蒙古贵族提供贷款。1268年，作为回报，忽必烈建立了“斡脱总管府”，以较低的利率借钱给斡鲁托克。斡鲁托克利用这些钱为贸易商队提供资金。为了便利贸易和商人的需求，忽必烈发行了大量纸币，其规模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忽必烈1260年发行了三种纸币，以白银储备作为支撑稳定币值，币值的稳定对于贸易繁荣和增加商人的收益是极为关键的。元朝政府同时授予斡鲁托克征税权，斡鲁托克作为包税人为取得征税权往往向官府投出较高的标价，致使税额不断上涨。商人们当然也尽可能多地征收超额的税款来扩大他们的利润。因为很少有人能够负担得起如此高的税率，很多人被迫向斡鲁托克借取高利贷。而斡鲁托克的资金，很多又是来自蒙古贵族的借贷。元朝辽阔的疆域为商人们提供了足够的舞台，通过发展贸易和征税，作为商事组织的“斡鲁托克”与政府实现了积极和有效的合作。(https://www.daowen.com)

四、亚洲内陆贸易根植于生态、资源与游牧之中

游牧往往能唤醒人们内心深处对自由与浪漫的追求，一望无垠的蓝色腾格里天空飘着朵朵白云，在牛羊身后追随着地球降水线或是河流能够延伸的远方，夜晚在篝火和帐篷旁边可以看到整个星河的流淌，不远处是歌声和烤羊的味道。草原和星空是大自然恩赐人类最好的礼物。然而亚洲内陆草原的生活也可能是艰辛的，一个牧场最近的淡水点很可能在数十千米之外。刚才还是艳阳高照，一会儿很可能就是风雪交加，或者沙尘飞扬。随着地球环境的变化，亚洲内陆的草原与戈壁往往此起彼伏，互有进退。不仅生态环境恶劣，而且狼群、蚊虫、毒蛇和疾病也随时威胁到人类的安全。今天人们感到的艰辛，对于远古时期的牧民而言，情形只会更加糟糕。然而牧民关于大自然的详细了解和能够驾驭动物的惊人能力，在今天大多数人身上是罕见的。理解牧民的世界必须深入理解牧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理解牧民怀抱世界的灵动和自由。牧民们往往直接面临大自然的考验——风雨、冰雪和干旱。但是牧民天然地认为，这些事都是理所当然并且用自然而明显的平静来面对困苦。人类珍视的价值——勇气、诚实、慷慨、团结，对牧民来说是天生的品格。事实上，只有把勇气、诚实、慷慨和团结最大限度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才能换取最大可能的社会合作，而这正是亚洲内陆贸易最为需要的社会资本。在艰苦和瞬息变化的自然环境之中，人们只能基于生活记忆最大限度地相互分工与合作，而不是在匆忙与慌乱之间斤斤计较，只有最大限度地节约社会合作成本，整个部落才有生存的机会。

当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以内，牧民们没有形成管理国家或固定疆域的官僚科层或者政府系统，历史上牧民们似乎也没有发明出成功的封建晋升制度以限制阶层流动或者固化既得利益。这也就很自然解释了牧民的文化更加趋向奔放和自由，对待商业的冒险与收益有更多的鼓励和自由。牧民的世界运行节奏与封建农业社的那一套完全不同，牧民对生活有自己独特的看法。牧民与畜群、鸟禽的季节迁徙融合为一体，来之于草原，归之于草原，最终化为草原的一部分，生命于此生生不息。几千年来，牧民们在自然中悠然自得地维系着自己的生活，创造了独特而又卓越的文明。

就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草原来说，在不同种类的动物中有很多类型的迁徙周期，一部分由地理状况决定，一部分由物种禀赋决定。一年当中，有的畜群迁徙了相当多的距离，而另一部分畜群只移动了几米。有些牧民占有相对丰饶的牧场，而有的牧民的牧场相对贫瘠。草原上难以形成清晰的产权，或者形成产权的成本过高，即使形成了一定的产权，降水和气候变迁又会改变草场的丰饶与贫瘠，牧民又会沿着降水和河流迁徙到那些更为适宜的地区，另一场的争斗又会上演。

游牧生活依赖于冬季牧场和夏季牧场的平衡，亚洲内陆的牧场直接受到北半球日照时间的影响。在阳光充裕的5～9月，坡度较高、气候凉爽的山区草场是理想的夏季牧场。在日照时间较短的10～4月，坡度较低面向日照的草场能够保证畜群所需的最低温度，是理想的冬季牧场。在春天，草开始冒头生长的地方应该也会有保护生长的遮盖物，就像在冬天之后畜群是最弱的，刚好在那之前或之后会有羔羊和牛犊出生。随着夏季的来临，牧民与畜群向一年之内最茂盛的草场迁徙，在那里所有的牲畜会长肉和变胖。草原的冬天就要来了，牧民要为度过漫长严寒的冬季做好准备，要为畜群储备足够的草料。

分工与合作总是在所难免，有的人善于放牧，有的人善于农耕，有的人善于接种，有的人善于修马具，有的人成了医生……在这个亚洲内陆经济社会共生体之中，随着牧民迁徙，货物在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之间流动，亚洲内陆的贸易路线自然而生。有足够的理由推测，亚洲内陆的贸易路线应当是沿着冬夏牧场的行进线路展开的，而且冬季的贸易活动应该很少。

【注释】

[1]本章曾以《斡鲁脱克：行走“腾格里”的时间旅行者》为题载于杜睿哲主编的《西北法律文化资源》（第一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编入本书时有所修改。

[2]赵大泰：《凉州文化研究》，武威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s：／／www.gswuwei.gov.cn／art／2021／4／6／art_201_311727.html）。

[3]腾冲市文化和旅游局微信公众号：《国家级文保单位：茶马古道腾冲段》2021年6月4日。

[4]图片来源：William R.Shepherd，The Historical Atlas，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26，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sia_mediaeval_commerce.jpg，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9月17日。

[5]［美］许倬云、孙曼丽：《汉末至南北朝气候与民族移动的初步考察》；［美］加雷斯·詹金斯：《气候循环和成吉思汗的崛起》，载［美］狄·约翰、王笑然主编《气候改变历史》，王笑然译，金城出版社2014年版。

[6]支撑“小农经济”的自然地理环境，应当是那些水量充沛、土壤肥沃的季风气候区或海洋性气候区。

[7]兰州一词据传源于匈奴语“皋兰”，意为伟大的河流，皋兰县今为兰州市下辖县。

[8]随着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的提供，原有的贸易组织方式和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需要另文再行论述展开。

[9]Wikipedia：Spice trade，https：／／en.wikipedia.org／wiki／Spice_trade，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9月19日。

[10]公元638年，唐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准许基督教传播，并由官府资助在长安建波斯寺，传教收徒。唐时称景教的教堂为波斯寺，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改称大秦寺。见《唐会要》第四十九卷。另据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上，唐时亦称祅教的寺院为波斯寺或大秦寺。

[11]Michal Biran，“The Mongol Transformation：From the Steppe to Eurasian Empire”，Vol.10（1-3），·April 2004，pp.339-361.

[12]［日］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页。

[13]历史上无论是佛教还是伊斯兰教，在新疆和河西走廊的传播中都与当地文化取得了很大程度的融合性，不能简单孤立地理解当地人民是否遵从了某种外在标准的教义。

[14]昆仑山脉和天山山脉都是东西横贯，阿尔泰山脉和祁连山脉则是西北向东南延伸，天然形成了古代的游牧和贸易路线。“腾格里”是蒙古语、突厥语共享词汇，意指“上天”，“祁连”在古匈奴语中也指“上天”，因为祁连山在天山以南，也被称为“南天山”。腾格里、祁连等用语体现出当地人民对上天和自然的敬畏。

[15]Herbert Franke（Editor），Denis C.Twitchett（Edito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6：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pp.907-1368，Morris Rossabi，Chapter 5，The Reign of Khubilai Khan，p.44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November 25，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