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模式产生变化

根据《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报告蓝皮书（2020）》相关数据分析和统计，截至2019年底我国社会组织的数量整体呈增长趋势。

表5.1　2019年底我国社会组织数量及较上一年增长率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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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表5.1反映出的社会组织数量趋势问题，蓝皮书同时还指出，2019年，面对日趋复杂的国内外社会环境发展形势，我国社会慈善事业的法制化、专业化程度逐步加强。同时，民办慈善事业进一步纳入国家慈善治理体系。慈善已经开始并将逐步成为当代我国国家整体经济、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已经开始服务于我国国家治理的重大战略目标。公益慈善事业在国家、市场、社会等各个层面上的出色表现促进国家、社会、公民之间正在逐渐形成一种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系统且复杂的双向嵌入关系。正因如此，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慈善从起先不断遭受社会质疑逐步地发展成为一种时尚，这使得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影响力创业投资逐步成了关注主题和研究重点。例如，在我国民间的公益慈善空间已经被政府和商业机构严重挤压的状态下，一批青年人利用互联网和移动端为基础创建的公益自媒体或公益组织更加积极地发展活跃起来，其主旨是用社会创新方式来有效地帮助解决和处理新时代的社会公益问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慈善事业正在响应政府、商业和社会的要求，从而产生出不同的话语和实践^[8]。

一方面，国家的调控和规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另一方面，积极的鼓励自由竞争也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在2019年，众多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相关的重要论坛纷纷在成都举办，这在根本上得益于成都市社会环境与社会企业政策的逐步优化。2018年至今，成都市人民政府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目的是鼓励和倡导创新和探索多种商业模式，以多元化的市场化方式有效解决社会问题，同时目前培育和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机制正在建立，包括注册、投资、认定等。在这一背景下，成都市认定了2018年首批十余家社会企业。至2019年底，成都市共计认定社会企业的数量为二十余家，企业的业务覆盖了社区服务、生态环保、教育、文化、养老、助残、农村发展、医疗健康八大领域^[9]。

上述例子说明，政府除了作为“消极”的监督者之外，还可以同时扮演积极的引领者。这就反映出一个问题，政府与捐助法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政府不再只扮演监管者一个角色，我国政府对捐助法人信义义务的监管的方式需要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