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症状互参 辨证与辨病结合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精华之一，是中医认识疾病的基本原则。有人说：“治病难，难在识病。”此语毫不夸张，正好说明辨识疾病的重要性。朱肱在《南阳活人书》中说：“因名识病，因病识证，如暗得明，胸中晓然，无复疑虑而处病不差矣。”可见认识疾病是治疗疾病的先导。
家本先生在早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疾病是人体在病因作用下，机体邪正相争，阴阳失调，产生特殊的病理变化，构成不同的病机及有规律的演变过程，具体表现出若干固定的症状和相应的证候。要准确识病，还得从“症”“证”“病”说起。“症”是指单个的症状，是疾病的外在现象，同一症状可以出现于不同的病、证之中；“证”即证候，通过对症状辨析而来，是疾病某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个性，是对疾病发展某阶段的病理概括，它比症状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地反映了疾病的本质，是论治的依据，在宏观上表现为特定症状、体征的有机组合。在文字学上“证”与“症”通，但中医学现已严格区分。“病”由证表现出来，是对疾病全过程的病理概括。辨病的目的在于掌握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及与相关疾病的鉴别。由此可见，“症”“证”“病”三者既互相联系又有区别。
中医认识疾病的方法是什么呢？家本先生说：简言之，即辨证与辨病结合。临证贵在辨析，治病重在识证。即以中医阴阳、脏腑、经络、病因等学说为其理论基础，以四诊收集的症状和体征为依据，协同寻求疾病的本质。在利用西医学诊断技术的优势明确诊断的前提下，进行中医辨证求因、分型论治。在总结辨证论治的规律时，必然要归纳出各种病的常见证型。病的全过程可形成不同的证，而同一证又可见于不同的病之中，病与证具有纵横交错的相互关系，两者结合既能准确反映疾病的现状及病理变化，又能准确指导疾病治疗。辨病与辨证结合，才能抓住主要矛盾，提高中医治疗疾病的针对性、有效性、安全性和准确性。
中医对疾病的命名约四分之三是以主症命名，如咳嗽、泄泻、水肿病等，而且在论治时又是以“证”作为治则依据，故有人产生一种误解，似乎中医只讲辨证，不讲辨病。其实不然，早在殷商甲骨文里既有疾首、疾身、蛊、疟等病的记载，在《山海经》中亦有瘿、瘕、痔等病的记载。《黄帝内经》对疾病辨识的阐述更是屡见不鲜。如《素问·评热病论》中说：“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为何？岐伯对曰：病名阴阳交。”足见辨病的历史渊源之久！
倘若临床时不辨病，只辨证，医者胸中无整体观念，则辨证也将是漫无边际，顺逆吉凶难以预测，特别是对疾病有效的专方专药也无法选用，如“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整体治疗观也无法发挥其指导作用。以狐惑病为例说明之，蚀于喉为惑，蚀于阴为狐。若不首辨出“狐惑病”，而只用辨证的方法，可能会将蚀于阴者，按妇、外、痔科辨证；而对蚀于喉者，可能按喉科辨证。错误的辨证结果，其治疗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也不能只讲辨病，而不讲辨证。《温病条辨》载：“是书着眼之处，全在于认证无差……不求识证之真而妄议药之可否，不可与言医也。”由于病处在相对“静态”，而证处于相对的“动态”之中，只有通过辨证，才能抓住疾病某阶段的主要矛盾，论治才有依据。
既然中医既讲辨病，又讲辨证，他们关系如何？能否结合？如何结合？
徐灵胎说得精当：“病之总者为之病，而一病有数证。”不难看出，“病”与“证”是总体与局部、共性与个性、纲与目的关系。
家本先生说：辨证与辨病是能结合的。张仲景的《伤寒论》就是光辉的典范，他皆用“辨××病脉证治”为篇之名，示人先辨病，再辨证，然后论治。如《辨太阳病脉证并治》首辨“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的太阳病，继之再辨太阳病中风证、伤寒证……这不仅创立了理法方药融为一体的辨证论证，而且确立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辨证方法，使后世对疾病的认识能有较全面的整体观念。例如，后世对消渴，不仅要辨出多饮、多食、多尿、身体消瘦或尿有甜味的“消渴病”，还要进一步分辨出上消肺热津伤证、中消胃热炽盛证、下消肾阴亏虚或阴阳两虚证，若同时兼雀盲、内障、耳聋、疮疡、痈疽、水肿、中风等症，亦能辨出。
叶天士说：“盖病有见证，有变证，有转证，必灼见其初终转变，胸有成竹，而后施之以方。”可见辨病对辨证具有指导意义。只有在辨病指导下的辨证，才能全局在握、层次清楚、准确无误，更加有利于疾病诊断水平的提高！
家本先生认为辨病与辨证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故曰：“辨证应与辨病相结合！”
——本文据家本先生《辨证关键在脏腑，辨病与辨证结合》原文整理，并见于《中医精华浅说》（四川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