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女性中国梦的实现方式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谢宇教授在其著作《科学界的女性：从业历程与成就》中通过严谨的数学模式推导出，女性科学家“学术产出之谜”低下的原因在于个体特征、结构性位置、研究资源上的性别差异和婚姻状况四个方面。借鉴这一发现，我们认为在我国要实现知识女性的中国梦，必须为知识女性建立起公平的学术产出环境，以提高知识女性的学术产出能力，使她们能在教育、科研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具体而言，要实现知识女性的中国梦，必须采取以下手段：
1.加强对女性知识分子的职业培训，提高其职业效能感
根据谢宇教授的模型，个体特征对女性科研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专业领域间的性别区隔上（如女性较少选择科学职业）。这就是所谓的“管道理论”。但Mary Frank Fox和Faver的合作研究发现，对女性而言，她们对科研的态度和投入程度对科研产出是最重要的因素。对知识女性来说，中国梦既要实现民族的梦，也要实现她们教学科研的梦，使她们能够攀登上科学的顶峰，而这有赖于她们对科研的态度和投入。按照Luthans等人的观点，职业效能感是一种积极心理资本，会对个体的工作质量和工作绩效产生促进作用。因此，要提高知识女性的科研投入，首要的就是要提升知识女性的职业效能感。但近几年，程芳等人的研究发现，我国高校女教师的职业效能感明显偏低。
造成以上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高校学生的就业观与科研观发生了改变，他们继续攻读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直接原因不在于科研兴趣与使命，而在于获取一份稳定工作。对于高校女生来说更是如此。因此，从管道理论看，目前高校新进入的年轻女老师或者未来即将进入教学科研领域的年轻女老师，她们的职业期望与职业效能感与中国梦的要求有距离。另一方面，对于已在高校奋斗多年的女性知识分子来说，在“男高女低”的文化压力之下，加上学术研究的枯燥性与长期性，不少人已经主动降低了自己的职业目标而转向家庭。这点可以从女性知识分子在高级职称中所占的比例得到证实，例如，2007年我国普通高校女教师占高校专任教师的比例虽然达到了45.05%，但研究生导师中女教师比例只有24.57%，其中，女性硕士生导师为27.92%，女性博士生导师的比例仅为13.87%。[2]
因此，要实现知识女性的中国梦，需要对知识女性进行职业培训。职业培训的重点在于端正知识女性的职业观，提升在职知识女性的职业期望，最终将知识女性的“个人梦”与“中国梦”的目标统一起来，并提升其职业效能感，最终促使其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科学研究。另外，职业培训的另一重点是对知识女性进行更多的业务培训，使其掌握更多的研究方法，能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积极树立知识女性的学术榜样，改善目前学术界话语权的格局
榜样就是方向，榜样就是力量。按照参照群体理论，好的学术榜样能激发知识女性的无穷力量。就目前而言，我们非常欠缺知识女性的学术榜样。之前对高校知识女性的形象塑造宣传都是那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奉献形象，而缺乏居里夫人式的成功形象。只讲奉献而不追求奉献结果的形象多少带有悲情色彩，很明显与中国梦的内涵有所差别。诚然，中国梦是振兴的梦，在振兴的过程中离不开个人的奉献。但中国梦也是成功的梦、尊严的梦，它也看重个人在奉献后的学术成功。况且，在市场化的大潮下，只讲奉献而不讲成功的形象也难以激发知识女性内心的共鸣。此外，当前社会上对高级知识女性的污名看法（如对女博士的看法以及认为高级知识女性的成功都是源于性格或家庭方面的缺失等）也不利于激发知识女性的奋斗热情。
因此，要帮助知识女性实现中国梦，需要在高校内多多树立成功的知识女性科研型榜样，通过榜样的力量来扭转既有的对知识女性的污名看法，并激发知识女性的奋斗热情。在此过程中，要大力宣传这些成功的知识女性的社会贡献，大力弘扬她们如何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结合的事迹，帮助更多的知识女性找准事业的方向。
除了树立知识女性的学术榜样外，还应该在知识女性内部进行“拔优”，即主动选拔优秀的、有潜力的女性知识分子进行重点栽培，使之能在学术研究上有更高的造诣，进入科学的上层。按照默顿的理论，科学共同体是一个具有话语权的场域。目前科学共同体中的男性霸权主义对知识女性的成长不利。谢宇教授的模型指出结构性位置也是影响女性知识分子科研产出少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对知识女性的优秀分子进行重点培养，使知识女性掌握科学话语权，有利于改变知识女性在当前科学共同体中的结构性位置，最终会使更多的知识女性在科学共同体中脱颖而出，成功实现职业流动。
3.完善高校的后勤服务，塑造有利于女性知识分子成长的校园文化
目前，不少高校后勤服务都已经社会化。但社会化只是手段，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社会化也并不是对对师生的后勤服务不管不顾，而是要积极地利用社会化的力量来更好地满足师生要求。大量的研究已揭示，家庭生活对女性的科研产出有重要影响，知识女性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来照料家庭、抚育小孩，因而在科学研究上的时间投入自然要缩短。[3]这种社会分工差异使她们与男性相比处于劣势。要实现知识女性的中国梦，提供完善的后勤服务必不可少，以帮助她们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具体而言，高校和科研部门应该在住房、医疗、交通、孩子托养、教育等领域充分考虑知识女性的需求，尽量减少她们的后顾之忧。
另外，还可以通过塑造有利于女性知识分子成长的校园文化来调节女性知识分子的家庭负担。目前高校管理中的各项政策基本上不对女性的特点加以考量。基于女性先天的生理差异以及社会分工的劣势地位，均等化的高校管理政策实际上存在对女性的变相歧视。因此，改变均等化的高校管理政策，建立起差异化的校园文化，对女性知识分子的成长非常有利。例如可借鉴国外的经验在工作场所内提供高质量的育儿服务，能减轻情感和时间上的负担，使女性能安心工作；又如，为中青年女性知识分子建立灵活的人事考核制度，使知识女性能灵活安排家庭和工作的时间；再如为知识女性提供专门的健康服务；等等。诸如此类的措施都有利于形成适合知识女性工作的校园文化。
4.注重女性团体建设，促进知识女性之间的合作
十几年前，一群学者忽然对女性知识分子的社会网络产生了浓厚兴趣。例如Melker和Welch着重研究了女性科学家的职业社会网络是否不同于男性科学家。事实上，这一研究视角可以推及20世纪60年代普莱斯对科学界“无形学院”的研究。这些研究共同认为，交流网络对学术产出具有重要影响。例如核心交流网络有利于使合作者群体之间联系起来，促进科学交流和创新的扩散，决定领域的范式和发展方向。对于我国的知识女性来说，不少实证研究发现，她们的职业社会网络在网络的密度和网络异质性方面与男性相比具有显著差异，网络密度和异质性更低，这对她们的科研产出具有一定影响。在社会网络理论看来，网络密度越高，彼此之间合作的可能性越大，交流就越多，绩效就越好；网络异质性越大，就意味着有越多的学习和创新可能性，绩效越高。因此，要实现知识女性的中国梦，还需提升知识女性职业网络的密度和异质性，促进她们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社团建设是提升知识女性职业网络密度和异质性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将知识女性整合进不同的社团，一方面可以提升知识女性职业的归属感，另一方面能扩大知识女性的职业网络。社团越大，知识女性所能接触到的人群就越大，网络的密度也会越高；社团越多，知识女性职业网络的异质性就越强，更利于交叉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进行。通过社团建设，研究信息可以在社团内交流，研究团队可以在社团内架构，研究资源可以在社团内整合，知识女性的科研产出也会相应得以提升，为知识女性“学术梦”的实现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