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来自社会底层
“底层”这一概念，最早出自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狱中札记》。葛兰西所言的“底层”（Subaltern Classes），指的是在欧洲主流社会之外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群体，即“无产阶级”。在葛兰西看来，底层阶级具有颠覆不平等等级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力量。不过，“底层”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当中，它指的是一些在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上占有量很少或基本不占的社会群体。陆学艺在其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中，根据资源占有状况的不同，将社会结构划分为十大阶层。[10] 具体来说，那些“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都可以归纳到“底层”。当代中国社会“底层”的出现，与改革开放和1990年代推行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有着密切的关联。21世纪以来，“底层”越来越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
范雨素作为一位来自湖北襄阳的育儿嫂，不论是在她的家乡，还是在她目前所生活的北京皮村，都可谓是处于真正的“底层”。“底层”是相对于“高层”的一个概念，它本身就体现出一种社会结构的空间性意蕴，在社会结构的“空间”当中，“底层”通常都是处于从属、附庸和被压迫的地位。从范雨素的具体描述来看，她最初的“底层”生活体验是和根深蒂固的男权观念以及传统家庭伦理等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她谈到自己的前夫：
“孩子父亲的生意，越来越做不好，每天酗酒打人。我实在受不了家暴，便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襄阳求助。”
回到老家之后，范雨素的生存情况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的好转，她反而陷入另外一种无形的“压迫”之中，在《我是范雨素》一文中，她这样写道：
“按照襄阳农村的传统，成年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母亲没有帮助我的权力。母亲是政治强者，但她不敢和中国五千年的三纲五常对抗。……这个时候，我已明白，我没有家了。我们农村穷苦人家，糊口尚属不易，亲情当然淡薄。我并不怨恨大哥哥，但我已明白，我是生我养我的村庄的过客。我的两个孩子更是无根的水中漂萍。”
事实上，范雨素在其自传性的文学书写当中，始终都对于自己的“底层”生活状况有着清醒自觉的体认，如她这样写道：
“童年，我们村里的一大半人都找碴欺负我家房后那些因修丹江口水库搬到我们村的钧州移民。……在我成年后，我来到大城市求生，成为社会底层的弱者。作为农村强者的女儿，经常受到城里人的白眼和欺侮。这时，我想：是不是人遇到比自己弱的人就欺负，能取得生理上的快感？或者是基因复制？从那时起，我有了一个念头，我碰到每一个和我一样的弱者，就向他们传递爱和尊严。”
范雨素在北京从事育儿嫂工作，她看护“别人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却在“无妈村”过着孤独无依的日子。育儿嫂与雇主之间，育儿嫂的女儿与雇主的孩子之间，本身就涉及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的“空间”结构问题，她的“雇主”与“房东”，就是相较于“底层”而言的“高层”。[11] 不过，范雨素作为一位在大城市求生的“社会底层的弱者”，她最让人觉得难能可贵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她能够用细腻的笔触来深入描述底层人的生存状况，而且还在于她身处“底层”，始终对“底层”人的生存状况报以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如她所说，她要向每一个同她一样的弱者“传递爱和尊严”。与此同时，还应特别注意到的是，范雨素对于社会结构本身的“底层”和“高层”，表现出一种富于超越性和终极性的价值反思，这种反思具体体现在她尚未出版的长篇小说《久别重逢》的创作之中，她在简要谈到里边涉及的人物生活时，这样说道：“他们的前生是帝王将相，今生是草芥小民。所谓的高层、底层都是同一个灵魂。”
从以上意义上来说，范雨素的底层书写，至少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首先，范雨素作为一位身处“底层”的女性作者，其文学创作的价值，实际上已经开始形成了一种底层人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表述”。南帆在《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的表述》一文中曾深刻指出，“底层”与底层经验表述之间存在着一种悖论，他说：“一个悖论式的问题是：底层无法自我表述，又听不懂知识分子对底层经验的展示。……纯粹的底层经验仅仅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幻觉，底层经验的成功表述往往来自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对话。”[12]正是基于如此困境，有论者指出，破解此一难题的方法，那是“让底层拥有自我表述的能力”。姑且不论这种“自我表述”所可能陷入的各种权力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圈套”，不过从范雨素的自传性文学书写来看，她通过长时间的文学阅读和不断的自我启蒙，已经在事实层面上具备了一种“自我表述的能力”。
其次，范雨素的“自我表述”，一方面传达出当代中国底层“被压制”与“被遗忘”的可贵声音；另一方面，她的这种“自我表述”开始突破过去“底层文学”所面临的知识分子代言的、“隔靴搔痒式”的文学写作范式，对底层“代言式”的表述形成了一种“解构”。众所周知，美国著名学者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曾在其《底层人能说话吗？》（1985）一文中通过对印度殉教寡妇进行分析，指出“底层人不能说话”，认为底层人表达自身的声音是无法被听到的，那些“底层代言”的表述实际上都是一种“狭义上的自我表现”。[13]从范雨素的采访内容来看，她一方面表达了自我写作的“平视”视角，她说：“我是平视的。返乡体都是文学博士写的，他们已经跳出这个阶级，站在高处俯视了，而我就是底层的一分子，我在用我的视角观察他们，是平视。”另一方面，她还对于近年层出不穷的“底层代言”式的文学写作提出根本质疑，她说：“我不舒服，我不喜欢那种作家，以高高在上的笔法写底层。我是很不舒服的。我还跟文学小组的慧瑜老师抗议：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写啊！他真的比我们高贵吗？”[14]范雨素的质疑之声，无疑是一种来自“底层”空间的价值追问，这种追问，为我们重新审视“底层”以及当前“代言式”的底层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最后，还应该注意到的是，范雨素的底层写作，常常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之中：一方面，她以一种道德关怀去对社会结构中的“高层”与“底层”做价值性追问，另一方面，她对于自己过去所遭受的“父权”与“夫权”的压迫（这甚至在她那“政治强者”的母亲身上也同样面临的一个问题）并未进行深入反思，相反，却只剩下一种宿命论的感叹。事实上，这种因性别所带来的“身份焦虑”，构成了当前底层女性文学面临着的一种精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