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于城乡之间

空间，通常是与时间联在一起，被认为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3]不过，在文化地理学家看来，“空间”有着更为丰富的意涵，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并在我们的生活与社会结构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正如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1974）中指出的：“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生产。”[4]在这里，“空间”已绝非一种物理学意义上的客观存在，它牵涉到太多关于社会关系、权力作用以及阶级关系等具社会属性的文化内涵。对此，英国学者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在《保卫空间》（2005）中亦有进一步揭示：“第一，我们认为空间是相互关系的产物；……第二，我们将空间解释为在同期多元化意义上多样性存在的可能性领域，不同的轨迹共存的领域，因而也是异质性同时共存的领域。……第三，我们认为空间总是处在建构之中。”[5]西方思想文化界关于“空间”的深入讨论，对于我们理解范雨素的介于城乡空间之中的文学书写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

从城乡空间的视角来看，范雨素是生活在北京皮村的湖北襄阳人，是一位外来务工者，她所居住的皮村位于东北五环与六环之间，是一个城中村。范雨素的文学写作正是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味的“空间”中进行。事实上，在作品《我是范雨素》中，我们常常可见她对于地理空间的具体表述：

“我不能忍受在乡下坐井观天的枯燥日子，来到了北京。我要看看大世界。那年我20岁。”

“我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京城，做了育儿嫂，看护别人的孩子，每星期休一天。大女儿在东五环外的皮村，在出租屋里看护小妹妹。”

“今年，母亲打电话告诉我，我们生产队征收土地，建郑万高铁的火车停靠站。我和女儿还有大哥哥一家子户口都在村里，有土地。……一想到在正月的寒风里，八十一岁的老母亲还在为她不成器的儿女争取利益，为儿女奔走。我只能在这里，写下这篇文字，表达我的愧疚。”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范雨素的写作常常介于北京与襄阳两个空间之间不断地游移，这两个地理空间是并存的。范雨素20岁时就来到北京，目的是为了逃离那个习以为常的“乡下”，想“看看大世界”。早在12岁时，她就曾因为内心的膨胀离开家乡，不辞而别地去往海南岛，“南下去看大世界了”。——这里所谓的“大世界”，实际上就是居于一个空间对另一个空间的美好想象，具体地说，就是在“乡村”对“城市”的想象。作为一个并未受过多少学校教育的农村女性来说，范雨素何以会萌生出这样一种奇特的想象，这一方面自然与范雨素的自我启蒙教育有关，她通过阅读，很早就已获知了大量关于“异质空间”的文化知识，如她所说：“通过看小说，我对中国地理、世界地理、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了如指掌。只要报一个地名出来，我就知道在世界上哪个大洲。说一条河流出来，我能知道它流向地球上的哪一个大洋。”（《我是范雨素》）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在空间的维度当中，“事物是同时并存的，具有发生的同时性”[6]，城市与乡村分别代表着繁荣与贫困，这两种不同的发展形态是一种客观共存的社会现实。范雨素对“大世界”的向往，当然可以说是城市空间对于农村人的吸引。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人离开乡土进入城市，不仅仅是一种地理空间的位移，而是追求一种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正因为此，他们才会坚定地发出这样一种声音：“我们这代人目标很明确，离开农村，就是向往城市生活，就是想通过迁徙流动，永远成为城市公民。……我们这代人肯定会留在城市里，一定要留在城市里！”[7]

众所周知，城乡之间的差距和“对立”，是直到现代社会转型时期才出现的一种现象，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城乡差距显然已构成了当代中国面临的一大突出问题。农村的日渐凋敝，城市的日新月异，不仅在近年来的“博士返乡体”文章中揭示得触目惊心，同样在一些“底层写作”的文学叙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指出：“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乡差距。”[8]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不同的地理性空间，是共存着的；与此同时，它们又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在时间上存在着先进与落后之别。——中国目前所大力推行的城乡一体化建设，正是要把城市作为乡村的一个发展方向，进而消弭城乡之间的差距。这之间涉及太多关于政治资本与经济关系的内容。

不过，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仅表现于客观存在着的两个不同的区域（例如：北京和襄阳）。事实上，农村人远离了乡村，进入到城市，他们并不能真正完全融入城市这个他们曾向往的“空间”之中。也因为此，他们在城市里只能“创造”或“寻找”另一个空间来进行生活。这个“空间”，既不同于“要看看大世界”的城市空间，也与“坐井观天”的乡村空间迥异，这就是范雨素们目前所生活着的“城中村”——皮村。在皮村这个城市的边缘地带，范雨素及其两个女儿，仍然复制了他们在乡村世界的一切生活方式，如范雨素所写，最初“大女儿在东五环外的皮村，在出租屋里看护小妹妹”，“后来，大女儿在小妹妹不需要照顾后，在14岁那年，从做苦工开始，边受苦，边学会了多项手艺”。（《我是范雨素》）而据范雨素接受《北京青年报》的采访，她也谈及了小女儿目前的生活状况，“小女儿在河北衡水的一个私立学校上初中”。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只有如此，小女儿才能够拥有学籍，然后在河北参加高考。[9]从这个意义上说，城乡之间的“空间”真正体现在一种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区隔”上面，农村人来到城市，造成了事实上的两重空间上的“隔离”：一是与乡村空间的隔离。二是与城市空间的隔离，他们散布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却永远像是一个“孤岛”，被城市中的社会交往和经济文化所隔离。他们在“城中村”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却永远摆脱不掉因城乡差距所带来的“精神困境”与身份焦虑。范雨素自言的“文明恐惧症”以及“抑郁症”，在这个冷冰冰的城市空间里并不能找到疗救的可能，而只有远在襄阳的母亲或许可以带来些许的慰藉。

范雨素在其文学书写中所涉及的城乡空间，在当代中国社会有着相当的代表性。总体上涉及三个具体层面：1.城乡差距是一种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客观存在，农民从贫困的乡村进入到繁荣的城市，体现出一种明确的现代性寻求。2.生活在“城中村”的农民工完成了地理空间的转换，却不能完成文化与生活方式上的彻底转换，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城乡隔阂让他们的边缘化生存境况陷入一种更为深刻的精神困境。3.城乡空间充满着丰富又复杂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关系，这体现在进城的农民工身上，则是一种不断重构和变化的社会关系，二者是相互发生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