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了持续偏高的现象。目前，世界上有18个国家和地区出生性别比高于正常值上限107，我国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波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数据显示，1982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07.6，1990年上升为111.27，2000年达到116.86，2008年为120.56，2010年六普数据为117.94。“十二五”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仍然在高位徘徊，与正常值103～107仍有严重的偏离。据江西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江西省2008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4.58，超出全国平均水平4.02个百分点，位居全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省份的前列；2010年，江西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2.95，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势头虽有所减缓，但仍很严峻。出生性别比问题引起了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成为学界近年关注的热点。学界从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政策、社会保障等多学科角度探讨农民生育行为，形成了生产方式论、技术论、文化论、政策论、制度论、综合论等不同解释范式，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视角。但这些范式多从宏观的角度来解释，外部环境如何作用于个体的，特别是在人际互动微观层面，宏观因素又是如何起作用的等问题上，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系所提供的社会支持一直是社会支持网络研究的重点。按照互动所花的时间、情感密度、熟识性或互惠服务等概述关系特征的因素来衡量，个人间的关系可以是强的或弱的。格拉诺维特（Granovetter）发现，在市场经济下，个人的弱关系经常或更有效地得到与之适合的工作。但在社会主义政府的官僚制下，找工作经常是通过强关系，因此，边燕杰呼吁“找回强关系”。“找回强关系”实际上主导了国内社会支持与网络的研究，国外大量研究证明，来自亲属、家庭的强关系在情感导向支持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强关系在企业经营、灾后恢复、移民社会适应与融合、找工作、个人身心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等方面为个体提供的工具性支持已得到了验证。但强关系的强大并不意味着应忽视弱关系的意义和价值。在社会转型期，从人们互惠性、交往频率、情感深度等方面来看，社会网络正在从“强关系”向“弱关系”过渡。上述对强关系研究的重视也反映了社会网络与支持研究一贯注重社会网络中亲密关系部分，忽视非亲密关系研究主题的传统。尤其在农村社会矛盾复杂化的今天，深入研究弱关系的意义和价值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长久以来，强调社会和谐性及人际关系的合理安排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性之一。弱关系虽然不一定是摄取信息和资源的通道，但却是个人能够顺利生活的重要网络。人们之间的正向社会互动关系是个体与社会发生联系最为关键的“第一环境”，个人所在社区能够提供细微的支持，并通过给予成员温暖和认可，提升其社会整合程度。在传统农村社会中，弱关系主要通过日常互动来完成，如邻里间的串门、聊天、打牌、逛街等日常看似无意义的休闲活动、节日聚会以及婚丧嫁娶等集体活动来实现弱关系的缔结与维系。这些活动不仅构成了农村社会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而且对行动者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不仅有助于为个体解决日常问题及应对危机状况，还可提高参与者的生活满意度和身心健康水平。而较低地利用社区资源、较少地参与社区各项活动、较少地与他人分享问题等都会增加获得社会支持的难度。在男性偏好依然存在的农村地区，邻里的接纳、支持对于纯女户家庭顺利融入社区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