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关系的作用机制及影响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总是能自发地遵守传统习惯、社会习俗、道德规范和天然情感，进行积极的、正常的、无冲突的交往。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以及一定的伦理规范、资源配置等社会文化制度作用下，农村人际关系变得疏离起来。在男性偏好依然较强的地区，因孩子性别不同而引起的家庭类型的差异是引发纯女户与非纯女户之间交往疏离的重要因素，使得双方正常的弱关系维系较为困难。从社会资本角度看，后代性别的差异实际上是家庭对男性这种特殊资本占有上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纯女户与非纯女户之间交往实际上反映了这种特殊资本缺失与资本占有者之间的较量。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社会分化不大、男权制依然有影响的Y村，家庭之间的资本差异并不大，长久以来，男性依然是家庭中最重要的社会资本。首先，男性是一种劳动力资本，生儿育女仍是家庭经济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男孩子是一种直接的、更有效用的资源，社会生产力的不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男性劳动力是国家、家族和家庭最主要的财富；其次，男性是一种获得支持的重要来源，那些势力强的宗族和男性优势多的家族在解决各种争端时必然处于优势地位，并占有较多的资源，而纯女户在同族或同村被视为另类家庭，无权参与宗族的一些重要活动等等，因而逐渐被村民冷落；再次，在中国文化中，追求种的延续是一种人生终极目标，对妇女来说，生男孩是表征妇女地位的重要资本，即使在其他方面不如人，但这方面的功劳足以补过；最后，男性成为一个家庭特殊的文化资本，“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儒家文化、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深厚影响，不仅进一步强化了特殊资本的价值，而且蕴含着道德的意涵，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村民发生激烈冲突时，如果骂“绝后”则是对家庭最大的侮辱，因为人们通常认为，是由于自己或祖辈上做了不道德的事情才会“绝后”。正因为男性家庭资本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很多家庭想尽一切办法生男孩，这是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重要原因。

家庭男性资本缺失又引发了两个后果：后果之一是差序人格使得农村纯女户交往退后。费孝通用水波纹比喻远近亲疏和自我中心的中国社会关系网络，处于网内的人并不是相互平等的，而是一个讲究尊卑上下的差序格局。这样，“中国人没有‘人格平等’的观念——他们整个‘做人’的办法就是建立在‘等级’与‘层次’等考虑之上的”。这种人格不平等不是社会地位、财富、健康以及机会上的不平等，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不平等。因此，在尚未高度分化的农村社会中，男性仍是家庭中最重要的资本，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家庭尤其是妇女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家庭男性资本的有无而占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声望的差异，导致了纯女户与非纯女户二者之间人格上的不平等。由于存在缺乏男嗣的先天缺陷，时常会感觉比别人矮了半截，这样不仅家庭面子受损，而且还会影响自身的身心健康。因此，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他们并不主动与他群交往。声望上的相似性而带来的人格上的平等，纯女户之间的网络缔结比较成功，并借此满足情感性、工具性和社会交往的需要。

后果之二是道德秩序主导了弱关系的建立和维系。由于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在纯女户参与的互动情境中，互动背后存在强迫性意义的规范，这种规范在农村表现为道德规范，即互动双方特别是对方要对无男嗣的事实进行不同于传统观念的再诠释，尤其是需将子嗣与道德及家族名誉问题分开，这不仅是维护纯女户面子的需要，更是双方互动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只有打破此潜规则，互动的道德含义才凸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双方互动的基础是一种道德秩序，对方掌握着道德权力，互动是否能够维持，关键在于对方是否实施这种权力。在调查地，有子光荣、无子耻辱仍是农村社会舆论及道德评判的标准。因此，处于生育期的家庭会想尽一切办法生育男孩，而过了生育年龄的为了回避这种道德压力带来的心理紧张，就会出现对人际交往的疏离，进而使得其弱势地位逐渐凝固化。如果说出生性别比偏高是一种中国农村许多地方持续已久的、更有弹性的社会性别歧视方式，那么，这种人际交往的疏离是一种更为隐性的、弹性更强的歧视方式。这种歧视应引起我们的警觉，它使得纯女户的弱关系变得更弱，进而阻碍了他们对农村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其他家庭因不愿意重蹈纯女户隔离的境况，对出生人口人为干预就在意料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