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池熊氏优良家风的内涵——“经商发家、教育兴家、仁爱传家、忠信持家”

经商发家。月池熊氏先后经历“潭湖熊家典当铺”的倒闭、“信昌盐号”的兴起完成了家族财富的原始积累。心远中学的创办和管理，进一步推动了熊家经商思想在传统儒商思想的基础上又融入了维新变革的思想，逐步发展形成了独特的经商思想。心远中学管理采用了校董会协助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会是学校的最高管理机构，其职责是选聘校长、筹集经费、监督学校资金的使用、规划学校发展、明确培养宗旨等重大事务。学校的行政权属于校长，董事会一般不干涉校长的管理。在实施校长负责制的过程中，根据本校实际和特点，心远中学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分工明确、高效科学的组织管理模式，为学校的管理提供了组织保证。熊氏家族认为，商业经营活动的目的不应只局限于聚财致富，更应做到为义散财，即对待财富要能聚能散。商业利润用于家族后代的读书教育以及家族等公益性投资，这类投资包括对所有熊姓族人子女读书资助、建祠修谱、办学置产、修建读书楼、捐粮助饷、修桥筑路、平争息讼等一些义举和善行。熊氏家族经商思想是在中西文化激烈交流对撞的时代形成的，他们的思想中虽然吸收了不少西方近代民主科学的成分，但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仍占据了主要地位。

教育兴家。注重教育是月池熊氏家风中的重要内容。熊家本为寒门，其先人熊才焕终生未获得功名，其子熊世昌熟读儒家经典，安贫乐道，留下“将来每房至少都得有一人读书”的家训。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熊家不仅加强宗族建设、致力于地方公益活动，还重新开始了对科考功名的追求。除出资捐纳一定的虚衔外，为了鼓励族中子弟读书，熊氏还建立了“心远堂”，资助族中子弟从事科举之业。根据相关规定，熊氏子弟中举人者，可得银700两，中进士者得银则高达3000两，生员、贡生等也有一定的奖励。心远堂的建立，为熊氏子弟专心读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他们在各级科举考试中也取得了一定成功。光绪年间，熊家出现了第一位中举者。十年后，熊氏子弟又高中进士，其家族获得其他各级功名的子弟也日益增多。这一时期，由于捐纳的盛行，熊氏子弟也不断捐纳实缺和虚缺。科举制陷入困境之际，也是“新学”日益发展之时。熊氏由治“旧学”转向严复学说始于熊元锷，其为严复弟子。进入民国后，发源于心远学堂的心远中学成为国内著名的中学，与当时的长沙“明德中学”、天津“南开中学”并称为国内三大私立中学。

仁爱传家。仁就是热爱人、同情人、关心人、帮助人。仁的表现形式，因对象不同而有所异。表现在父母身上便是慈，表现在子女身上便是孝，表现在夫妻身上便是爱，表现在兄弟姐妹朋友身上便是情义，表现在长幼身上便是敬老爱幼，对组织表现为忠，对国家对人民表现为爱国爱民，对他人表现为友好。仁是道德生命的根本。《左传》提出“义方”教育。熊世昌中年以后，由于三个儿子经商，家境稍微宽裕，每逢年终，遇到穷困饥寒之人，都要周济一些。熊家父子兄弟之间也和睦友爱，往往相互激励扶持。其后代因受家风的熏陶，“诚实、守信、忍让，宁可吃亏也不占人便宜”，这些品格使得他们经过两辈人的奋斗后，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熊谏和一生待人接物重义轻利，“吾平生得力者，唯善吃亏”。熊禧祖见家乡发大水，顿生恻隐之心，“率群众出米三千石，所全活甚众”。

忠信持家。忠信是个人立身、处事和生存的基础，是一个人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忠和信具有同质性，忠从中从心，信从人从言，人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最终归结于有什么样的心。忠信即诚实之意。理学家朱熹认为：“未有忠而不信者，亦未有信而不出于忠者。”忠信观念对于一个国家社稷是相当重要的。在《颜渊》中，子贡问怎样去治国理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去掉其中的一个，应该选哪一个，曰：“去兵。”子贡再次提出选其一而去之，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儒家经典《孟子》里也写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由此可见，家风不仅仅事关一个家庭的和谐，更事关一个国家的稳定和谐。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子女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至关重要。家道正，则天下定。心远中学原校长熊育钖积极鼓励学生留意时局、关心时事，把读书求学和改造社会联系起来。在如此开明务实的办学思想下，心远中学进步思想的传播十分广泛，爱国民主运动十分活跃，为江西民主和革命事业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熊育钖和当时许多国人一样，深感科学和工业的重要性，非科学不足以救国，非工业不足以立国。因此，这一时期心远中学的办学方向是要培养一批工程科技人才，使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忠孝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这副对联一语道破了优良家风的不朽功用。一个世代昌隆的门第，必有它赖以维系的家风。不难看出，传承数百年的优良家风是月池熊氏能够成为名门世家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