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诱导”在行政作用法中的定位
在行政法学上，“行政上的诱导”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对这个概念如何定义，也是本稿的课题之一。这里，暂且将其定义为“行政主体通过给予私人一定的利益，或者课以一定的不利益，将人们的行为选择向着公益所希望的一定方向进行的诱导。但是，对违反法律义务的行为课以不利益除外”[3]，这一定义是否准确，也是本稿将要讨论的内容。
在上述定义的背景之中，存在着以下的问题意识。当对行政的作用进行法的考察时可以区别出以下两种行政作用，行政主体自己实现公益所希望之状态的作用，行政主体让私人作出符合公益所希望之行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作用。在与实现公共利益这一行政目的的关系上，前者是直接性的行政作用，除即时强制、直接强制、代执行以外[4]，还包括给付财产、提供服务。后者以私人的行为为媒介，从这一点来说，在与实现公共利益这一行政目的的关系上，是一种间接性的行政作用，但是，作为一种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存在的行政手法，其重要性一直在增加[5]。作为后者，一方面有对私人课以义务的方法（针对义务违反，通常情况下，存在着制裁或者行政上的强制执行），另一方面，也有寻求行政相对人的自愿合作的方法（行政指导）。这里的问题意识是，不属于上述两者任何一种的中间范畴不也是存在的吗？也就是说，行政主体虽然不对私人课以法的义务，但是通过给予一定的利益或者课以一定的不利益，有意地影响私人行为的选择，在这种意义上，私人的行为选择有时不能被说是单纯的自愿[6]。在本文中，作为对这种行政上的作用进行法学把握的理论上的概念，将其定位为“行政上的诱导”。
对违反法律义务的人课以一定的不利益，以此来抑制义务违反行为的做法，在功能上，就通过课以不利益来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这一点来说，与这里所说的诱导有一定的联系性。但是，从法学考察来看，对象是否是违反法律义务的行为是重要的差异，对违反法律义务的行为课以不利益的做法是制裁或是间接强制，将其与诱导分别对待比较妥当（本书第二卷·北村喜宣论文《行政罚、强制金》），所以应该从诱导的定义中除去。但是，当它与诱导的关系成为问题时，在此范围内，本文也将会关注。
作为诱导的手段被使用的利益和不利益，不是只有以金钱等为媒介的经济上的利益和不利益，通过信息的公开，提升或者降低私人的名誉、社会信用的行为也被包含在内[7]。所以，通过给予证明达标的标记来鼓励达标，或者公开不服从劝告等行政指导者的姓名、促使人们服从劝告，也都可以包含在这里所说的行政诱导中（然而，当劝告被认为是赋予义务行为的时候，信息公开就被定位为间接强制，根据前文的理由不属于诱导）。但是，这些信息类行政手法由本书第二卷矶部哲论文《行政保有信息的开示、公开和信息行政手法》所讨论，本文将只探讨它与金钱诱导的关联。
另外，确保行政指导实效性的许可、认可的保留，在一定范围内被认可的话，也可以被包含在诱导的概念之中。但是，这一问题由本书第二卷太田匡彦论文《行政指导》讨论，本文也不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