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在形式上不仅作为公权力的主体进行公行政活动，而且作为私人的行政，依据民法、商法的规律进行活动的场合也在不断增多（公共服务合同等）。[9]在这种情况下的行政活动内容中，其追求的公共目的、作出的公益性决定，以及共享或互相参照的信息（行政网络化）等，都可作为各自行政主体决定的依据，并引入到各个行政主体所设置的制度框架之中。针对上述现状，今后的不服申诉要如何去对应日益增显其重要性的异种混成型（heterogeneous）活动的问题，应值得我们去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