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导作用的间接性——与“命令-强制模式”比较

作为诱导的特征经常被提到的一点是，诱导并不是直接命令或者禁止一定的行为，而是试图用其他的间接性方法促进或者抑制一定的行为^[9]。的确如此，这可以被认为是诱导的最重要的特征，但是诱导作用在何种意义上是“间接的”，并不是当然明确的，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与阐明诱导的法特征相互关联^[10]。下文将通过与“命令-强制模式”的比较，考察这一问题。“命令-强制模式”是指，依据法令，或者依据基于法令的行政行为，命令私人作出一定的行为（作为或者不作为），对不服从命令者课以制裁或通过行政（或民事上的）强制执行进行强制的模式。这是行政法的古典的、基本的构造，通过和这一模式进行比较，诱导的法特征变得鲜明，同时，也可以使行政法学上对诱导的把握找到线索和头绪。

与“命令-强制模式”相比，诱导作用所具有的“间接性”特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1.不直接指示想让行政相对人选择的行为

第一，在“命令-强制模式”的情况下，在法令或者基于法令的行政处分中，“行政相对人应该作出一定的行为”这样的命令（不允许有该行为以外的选择）经常会被明确地表达出来。这时候，通常还会规定违反命令行为的制裁（或者强制执行），但从理论上讲，首先存在的是通过命令课以义务的行为，规定制裁是为了确保其实效性，并不是因为规定了制裁手段，所以这一命令才是义务^[11]。另外，即使命令没有被明确表示，但是比如“对作出A行为的人处以10万元的罚金”这一法令的规定，实际上是以“禁止作出A行为”这一命令为前提的，所以罚则是为确保命令的实际效果而制定的。为了抑制A行为，如果10万元罚金额度过低，导致罚金在实务上没有被很好地执行，因此出现大量作出A行为的人，即便如此，A行为仍然是法律上的禁止行为，其违法行为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就像这样，在“命令-强制模式”中，课予义务的过程和确保其效果的制裁过程之区分是有可能的，通过命令对行政相对人直接课予义务是其重要的特征。(https://www.daowen.com)

与此相对，“对作出B行为（比如，排出一定量的环境污染物质）的人课以10万元的税金”这样的命令，并不必然包含着“禁止作出B行为（或者希望不要作出B行为）”这样的命令（或者希望的表明）^[12]。也就是说，在诱导中，立法者或者行政主体虽然有着让行政相对人作出一定行为的意图，但是并没有明示行政相对人，而是通过提示选择该行为后产生的利益或者不利益，间接地指示行政相对人。在上面的例子中，即使立法者有意图让行政相对人回避B行为，但是如果对行政相对人来说，10万元的金额不足以成为使其回避B行为的诱因，导致基本没有人回避B行为，这样一来的结果是，这一法令作为回避B行为的诱导规范的意义基本丧失（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2中深入讨论）。就像这样，关于诱导，（作为被预设的）实效性确保的措施实际上如何发挥作用，直接左右着该措施的意义（诱导手段抑或是不具有该意义的税金），这一点是诱导的特征。诱导作用的间接性的第一层意思，正如上文所说，行政主体想让相对人选择的行为，（作为不允许其他的选择的行为）并没有向相对人直接表明，而是通过提示作为行政相对人的考量要素的利益或不利益，间接地表明。

2.不直接作用于最终的受影响者

第二，在“命令-强制模式”下，行政主体直接使其想要影响的对象自身采取行动。与此相对，在诱导的情况下，行政主体经常不直接使最终作出公益所希望之行为的行为者（以下称为“目标人群”）采取行动，而是首先影响其他人群，进而使其波及效果影响到目标人群。比如，为了维持扩大某种物资的生产，公主体在市场上买入该种物资，是以买卖的相对方为直接对象的行为，但是通过这一行为该种物资的价格得以维持或上升，这一行为影响到了该种物资的全体生产者。这时，在行政主体的直接活动和目标群体的行为之间，存在着直接相对人的行为（以及受其影响的人的行为），在这种意义上，正如文字表述的那样，是一种间接性作用。像这样的行政作用，因为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主体的行为，目标群体最终是否能够如行政主体所愿采取行动，经常是不确定的。但是，重要的是，尽管这种作用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行政主体以其对市场和社会的一定的影响力为背景、以将目标群体的行动朝向一定方向引导为目标有意地进行活动，在这一点上，应该和与行政主体意图无关的、因行政活动而偶然产生的波及效果区别开来^[13]。

基于以上的分析，接下来将探讨因间接性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