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妻贤母”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在“良妻”与“贤母”的角色中，日本政府始终聚焦于“贤母”，强调贤母在培育近代新国民的重要作用，因此藏澄裕子（2008：49）曾称之为“母性良妻贤母主义”。
（1）吸收引进期（明治八年—明治二十年）——西方女性观下的“欧化主义良妻贤母”
19世纪，随着欧美各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其家庭形态也发生变化。西方社会产生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现代性别分工，尤其是母亲在家庭中的教育工作，不仅在家庭层面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为国家培育优良下一代国民的社会层面也被寄予厚望。例如，在英国，19世纪前半期，母亲育儿的书籍大量增加，其中，埃利斯夫人的《英格兰的母亲们》（1843）与佩德利夫人的《育儿与孩子的管理》（1866）最为著名。“母亲是培育优良国民的最佳人选”是她们共同的主张。“教育儿女的母亲”女性形象得到大肆宣传和推崇，抚养和教育子女成为母亲的专属工作[8]。
明治维新后，为了尽快培育出适应新时代的近代新国民，森有礼、中村正直等启蒙家主张要引进西方的良妻贤母女子教育观。因为培育下一代的“天然教员”是母亲，只有使女性接受良妻贤母的教育，使其具备足够的知识和文化，才能培养出优秀的近代新国民。明治五年（1872）日本公布“学制”，以欧美教育为蓝本，宣扬四民平等，首次将女性纳入国家公共教育对象范围。
明治八年（1875），中村正直在《明六杂志》上发表了《造就善良的母亲说》一文，指出“只有绝好的母亲，才有绝好的子女，造就善良的母亲，要在教育子女”。中村正直的“善良母亲说”是日本良妻贤母主义的开端。他与鸠山春子是“欧化主义良妻贤母”的代表，以西方女性观为蓝本，主张男女平等，具有进步开明性。中村认为，良妻贤母在家庭内要受到足够尊重。她们是一个家庭的基础，负责正确抚养和教育孩子，以及支持丈夫事业的发展。此外，他创办的女校将米尔的《男女同权论》等主张男女平等的著作作为教材。鸠山春子则希望良妻贤母能提高妇女地位，改变她们附属于男性的现状。她吸收了19世纪末的西方家庭观，认为妻子应该足够聪明，受过足够良好教育，堪为丈夫的真正伴侣[9]。
明治八年至二十年是良妻贤母主义的引进期，在西方女性观的影响下，具有强烈欧化色彩，主张男女平等，母亲作为培养未来新国民的“教师”作用开始受到瞩目。
（2）回归改良期（明治二十—明治末）——儒家女性观下的“儒教型良妻贤母”
明治二十年（1887），首届文部大臣森有礼在视察岐阜县时的演讲中，第一次以政府教育部部长身份提出良妻贤母概念，“女子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女子为人之良妻，为人之贤母，管理家庭、熏陶子女所必须之气质才能。国家富强之根本在于教育，教育之根本在女子教育，女子教育发达与否与国家安危有直接关系。”其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良妻贤母演说，实际上暗含了明治初期的欧化主义良妻贤母观开始发生转变的趋向。
明治政府的前十年是国家模式的摸索期，明治二十二年（1889）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最终确立了天皇制国家。显然，初期的欧化主义教育模式已然不符合天皇制国家建设的政治需要，因此，明治二十三年（1890），天皇发布教育敕语，重新明确国民教育的根本在于忠君爱国主义和儒教道德精神的培养。在此背景下，良妻贤母女子教育也发生了变化。明治二十六年（1893），第6届文部大臣井上毅[10]指出：“女学校教育的目的就在于，遵循教育敕语，培养女子贞淑之德”（汪麒麟，15），这标志着良妻贤母主义也从明治初期进步开明、男女平等的西方女性观，再次回归以男尊女卑为基调、贞淑顺从为核心的儒家女性观。明治三十二年（1899），政府颁布《高等女学校令》，标志着培养儒教型良妻贤母已经上升为国家公认的女子教育理念，《女大学》等儒教妇德的养成再次回归女子课堂。
明治著名女教育家三轮田真佐子（1843—1927）就是儒教型良妻贤母观的典型代表。三轮田在其代表作《女子的本分》（明治二十七年）中，高度赞扬日本女性“温和”“孝顺”“贞洁”的传统儒教美德，特别是日本女性特有的“温柔”和“谨慎”，是女子道德教育的根本。“欧美女子现在甚至在争取议会选举权。……如若不幸，日本女子也学习她们的话，那么即刻就会扰乱稻穗国之古道。那真是恐惧之事。……因此，日本女子应该修女德，尽女事，那是西欧女子所不能及的荣耀和光荣。”（藏澄，50-51）
自明治二十年代起，日本由最初进步开明的欧化主义良妻贤母再次回归儒家女性观良妻贤母。同明治初期相比，有知识、有文化的母亲培育近代国民的“贤母”观没有发生改变，变化了的实则是“良妻”的内涵：即由“男女平等之妻”重新回归到儒家女性观下的“男尊女卑之妻”。
（3）极端变异期（1912—1945）——战争期下“天皇制国家主义良妻贤母”
自日俄战争到一战期间，日本政府为了使广大家庭妇女及时响应国家战争需求，从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立场加强良妻贤母主义教育，这是转向“天皇制国家主义良妻贤母”的过渡期。1918年内阁直属临时教育会议下发报告文件《有关女子教育》，正式确立天皇制国家主义良妻贤母主义的教育方针。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昭和时代可谓名副其实的对外扩张战争期。在战争期间，日本将儒教型良妻贤母观更加极端化，突出强调了女性作为“母亲”的作用和职责。
1938年，日本女子教育学家下田次郎（1872—1938）编著高等女学校用教科书《实科女子新修身书》，是此时期女子修身教科书的典范。藏澄（2008：53-54）指出，这本教科书最大的特点是强调了“母亲”的角色和作用，其中最能体现“军国之母”内容的就是上卷第14课“战士的母亲”。“战士远离父母奔赴战场，背负战伤，悲痛地倒下。广大妇女难道不应该把众多浴血奋战的战士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而去安慰他们、照顾他们吗？这原本就是妇女们接受神的旨意、深藏于心的使命”。此外，女性不仅作为子女之母，更要作为整个家庭的母亲发挥作用。在下卷第13课“理想的妻子”中指出，“女子除了作为孩子的母亲以外，对于家庭内其他人来说也要尽到母亲之责。因此，在照料丈夫日常起居时，要像其母亲那般悉心照顾”。
此外，胡澎[11]也佐证了以上内容。他指出，在战争期间，贤妻良母思想被天皇制法西斯军国主义扭曲到了极点，树立了许多“靖国之母”“军国之母”的典型。当局所推崇的模范母亲和妻子就是在后方积极从事对战争体制“支持和奉献”的妇女：在港口、车站送士兵出征；给出兵国外的士兵寄慰问品、慰问信；迎接前线阵亡士兵的骨灰；到医院看望伤病士兵；甚至为了补充侵略战场上消耗的人口，响应国家号召多生孩子，为“皇国”培养、教育军国主义战争的战士。
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将儒教型良妻贤母观极端化，突出强调了女性作为“母亲”的作用和职责。主妇有时候不仅作为子女之母，更是扮演全家人的母亲角色。“贤母”要培育的下一代也发生变化，由培育优良近代新国民变为培育“军国主义圣战”的战士，更要在战争中全力辅佐圣战，作为“战士的母亲”慰藉广大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