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井履轩与义利之辩

如前文所述，《四书逢原》是中井履轩解释、评价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著作。那么在《论语逢原》与《孟子逢原》中，中井履轩对于朱熹的义利之辨思想是怎样评价的，或者说中井履轩的义利之辨思想有何特点？该部分将梳理中井履轩在《论语逢原》与《孟子逢原》中所阐发的义利之辨思想。

如上所述，朱熹在解说“义利”时，引入天理人欲说运用理学系统地为其义利之辩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中井履轩则反对运用天理人欲说解《论语》《孟子》。他主张简单直接地对《论语》《孟子》原文进行考察，反对后人烦琐地解释二者，更反对运用朱熹理学体系来解释二者。这是对朱熹理学的彻底打击。

中井履轩在谈论“义”与“利”时，并没有对这两个概念做出准确的界定，而是继承了传统儒学的义利之辨思想，将二者放到了对立面上。他在《论语·里仁》“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下注“有富民造大仓，方积谷数万斛，搢坤先生过而观焉。曰：善哉，子之为之也。一遇凶岁，邑中无饥殍矣。既而市井诘民，过而观焉。曰：善哉，子之为之也。一遇凶岁，取赢万金矣。君子小人之存心，往往如此，则其所喻可知矣^[21]”。同孔子一样，中井履轩将“义”与“君子”、“利”与“小人”联系在一起。在此例中，君子懂得的是“公利”，心怀天下。而小人则不会顾及百姓的利益，他们注重的是“私利”，注重自己的得失。《论语·里仁》中言“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中井履轩也有同样的说法。中井履轩提到“君子之怀，有益于得者也。小人之怀，无益于得者也。”^[22]在履轩看来，君子和小人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君子以“义”作为自己的道德准则，利的是他人。而小人以“利”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不利于他人，甚至有时加害于人。由此可知，中井履轩肯定“义”作为道德行为准则，否认以“私利”作为谋事的出发点。

中井履轩虽然否认“私利”，但他肯定商人的正当盈利。他在《论语·先进》“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中”下解说到“人有资业，日月滋息，亦复何害？及自然外来之福禄，世俗所谓好时命也。……抑回与赐也，其家业生理不可考，而后儒皆在途中发议论，曾弗察乎农商隐沦之流，宜乎硬塞不通。”^[23]中井履轩认为商人求富并无害处。他认为贫富在天是士大夫之事，商人并不会束手听从天命，所以致力于求富。如果听从“性与天命”之说，就会“辍业废生”导致妻与子“徒手受饥饿，相率委顿于道路。”^[24]

在义利关系上，中井履轩也主张先义后利。他在《论语·宪问》“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下注到“邦之有道无道，都不经虑，唯知食俸营私而已，岂不可耻哉。”^[25]在他看来，不在乎国家的“有道无道”，只关注自己的私利是可耻的。国家的“有道无道”是关乎公利的，是君子应该关心的事情，是“义”。只顾一己之私，将“私利”放在“公利”之前的行为是可耻的。因此，可以认为中井履轩主张先义后利。

中井履轩的义利之辨是较为朴素的。对比中井履轩与孔子、朱熹的义利之辨思想，再结合中井履轩对于朱熹理学评价，可知中井履轩基本上承袭了孔子的义利之辨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