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旧佛教的衰退和禅宗的兴起

平安时代，最澄（767—822）从中国传入的天台宗和空海（774—835）从中国传入的真言宗在日本盛极一时，深受贵族们所信仰。平安时代后期，佛教界随着律令制度的崩溃而日趋世俗化，一些著名寺院经营巨大的庄园，积聚了雄厚的经济实力，甚至开始武装僧徒组成僧兵集团，以此为背景与朝廷、武士形成三足鼎立之势^[6]。相较于新兴起的武士，这些著名的大寺与贵族阶层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虽然他们在源平战争时期受到双方的拉拢，但当一切尘埃落定，源氏执掌政权以后，面临的就是幕府的提防与猜忌。当然，由于其势力依然庞大，幕府也不敢掉以轻心，而是采取安抚与威慑并施的政策。

刚刚掌握政权的幕府需要宗教巩固自己的统治，但现存的旧佛教无法满足其需求，所以幕府自然而然就将目光投向了镰仓时期新兴的佛教宗派。这一时期的新佛教一方面是从天台宗等旧佛教当中独立出来的净土宗、净土真宗、时宗、日莲宗等，另一方面则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禅宗。

平安末期，日本社会动荡、治安混乱、百姓生活困苦，末法^[7]思想甚嚣尘上，而旧佛教只顾组建僧兵，维护自身利益，对百姓的苦难视而不见。旧佛教中一部分人认识到旧佛教的自身问题以及所面临的局势，选择脱离旧佛教，创立新的佛教宗派，并将自己的目标信众由原先的贵族转而设定为普通民众，进入民间开始传教。由于这些宗派本身是从旧佛教中脱离出来的，与旧佛教之间有着斩不断的联系。因此，他们一方面受到旧佛教的打压，另一方面也难以获得幕府的信任。幕府对于这些教派，起初是疑信参半，一般采取观望态度^[8]。

相较于脱胎于旧佛教的净土宗、净土真宗等宗派，虽然禅宗早在7世纪就由道昭（629—700）等僧人传入日本，但时断时续，未能形成师资相承的独立宗派^[9]，因而具备了与旧佛教无关联，在日本没有根基的天然优势。再加上其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见性成佛以及禅法简单明了的传法方式与武士阶层十分契合，又能为武士提供善恶观、生死观、修行观等精神上的支撑^[10]，因此建久二年（1191）荣西（1141—1215）将临济宗禅法传回日本时，受到了旧佛教（包括其出身的天台宗在内）的大力阻挠。不得不暂时放弃京都等地，转而前往镰仓，在镰仓他受到了幕府高层的欢迎和扶持。他接受了平政子^[11]（1157—1225）和源赖家（1182—1204）的皈依，并在他们的支持下担任了镰仓寿福寺和京都建仁寺的开山之人，大力宣扬禅风，成为日本禅宗的始祖^[12]。

总而言之，不管是镰仓幕府建立以后对宗教的需求，还是幕府对旧佛教无法信任的态度都为禅宗在日本的兴起创造了机会。而禅宗本身特质适合武士阶层这一特点则使其把握住了这一机会，成功进入武士阶层的视野。这也使得此后更多的日本僧侣入宋学习禅法，成为中日之间文化的传播者。此外，由于日本茶道的核心内涵与禅宗脱离不了关系，因此禅宗在日本的兴起可以说是为日本茶道的诞生提供了必要条件。荣西通过传播禅宗受到了镰仓幕府的欢迎和优待，对于其传播茶事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