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义利之辩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荀子说：“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义利之辨是儒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儒家学者讨论不断的话题。宋代朱熹则在先贤的基础上将义利之辨再一次发扬光大。
在《论语》中，孔子并没有对“义”与“利”做出明确的界定。但从《论语》中孔子的言谈可以大体理解“义”与“利”的内涵。孔子将“义”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君子有九思……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季氏》）孔子在谈“义”时常常将其与君子联系在一起。在儒学中君子是盛德的保有者，拥有作为统治者的理想人格，与小人完全相对。君子事事遵从“义”，由此可见，“义”是君子的立身之本，是君子最高的行为准则。
我们在谈论孔子的义利之辨思想时，常常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作为其代表性观点。“君子”与“小人”相对，“义”与“利”相对。这里的“利”是指只为满足个人欲望的“私利”。孔子反对“私利”。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孔子认为只谋利会招致怨恨，且不利于成大事。此外，他蔑视不义之利。
但在孔子那里并非所有的“利”都与“义”相对。“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他肯定人们想要获得富贵与安逸生活的欲望，肯定正当渠道获取的“利”。同时他赞同“公利”，即民之利。孔子的政治政策中包含了丰富的“民本”思想，特别是其中“富民”思想。在孔子看来符合富民教民的便是“公利”。
“君子有九思……见得思义。”（《论语·季氏》）“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论语·颜渊》）“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孔子认为“见得思义”“先事后得”“见利思义”是一种崇德，是“君子”与“成人”才具备的品德。由此可知，在义利关系方面，孔子主张先义后利、重义轻利。
与孔子不同，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对于“义”和“利”的内涵有明确的界定。朱熹在《论语集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下注到“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3]。朱熹引天理人欲说来解说义利之辨。
朱熹认为“义”为“天理之所宜”，他引入其本体论即理气论，为“义”的正当性提供了理论基础。理气概念是朱子理学的核心概念，是朱熹理学系统的基础。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4]
在本体论方面，朱熹主张“理先气后”，“理”相对于“气”是具有绝对性的，万物皆由“理”而产生。朱熹将“理”的概念引入到人性论方面，提出了“性即理”。
问，如何谓之性？曰，天命之谓性。又问，天之所命者果何物也？曰，仁义礼智信。[5]
朱熹将“性”定义为“天命”，其实际内容为“仁义礼智信”。如果说在本体论方面“理”是绝对的话，在人性论方面“性”是绝对的，是具有主宰性的，而“性”中包括“仁义礼智信”。所以“仁义礼智信”是人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朱熹运用理气论证明了“义”作为最高道德准则的合理性。
在《孟子·梁惠王下》“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朱熹解说到“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6]这是朱熹对“义”所做出的具体的界定。首先，朱熹认为“义”为“心之制”。“‘心之制’却是说义之体，程子所谓‘处物为义’是也。杨雄言‘义以为宜’，韩愈言‘行而宜之之谓义’。若只以义为宜，则义有在外意。须如程子言‘处物为义’，则是处物这在心，而非外也。”[7]朱熹认为“义”在心内，不在外。且“义”是“裁制”，可“割制他物”，这意味着“心自有制”。即朱熹认为人本身就拥有“义”，拥有判断事物是非曲直的能力以及处理外在事物的原则。
另外朱熹将“义”解释为“事之宜”。他说：“君子之于事，见得是合如此处，处得其宜。”[8]“义是吾心所处之宜者。见事合恁地处，则随而应之，更无所执也。”[9]“义者，宜也。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处其宜而为之。”[10]“义”强调君子在处事时要保持适中得当的状态。“义者，天理之所宜”，在朱熹看来，天理就是判断事物是否适中得当的标准。
朱熹说：“‘心之制’，是说义之主于中；‘事之宜’，是说义之形于外也。”[11]在朱熹看来，“义”与“心之制”“事之宜”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与将“义”解释为“天理之所宜”相对，朱熹将“利”解释为“人情之所欲”。“才有欲顺适底意思，即是利。”[12]“若才有心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求利禄，皆为利也。”[13]朱熹将“利”解释为满足个人目的和愿望的私欲。朱熹所认为的私欲不是指世间所有的欲望。满足人类生存的最低物质需要并不是私欲。他只是反对无节制的贪欲。与孔子相同，朱熹在讨论这样的“利”时常常与“小人”联系在一起。“君子只知得个当做与不当做，当做处便是合当如此。小人则只计较利害，如此则利，如此则害。君子则更不顾利害，只看天理当如何。”[14]朱熹认为小人不会看事情是否合于天理，是否得当，只会考虑对自己是否有利。
在义利关系方面，朱熹说：“事无大小，皆有义利。”[15]“义利，只是个头尾。君子之于事，见得是合如此处，处得其宜，则自无不利矣，但只是理会个义，却不曾理会下面一截利。小人却见得下面一截利，却不理会事之所宜。”[16]朱熹认为万事万物皆有“义”和“利”，“义利”就如同头尾。只是君子在乎的是上一截的“义”，而小人在乎的是下一截的“利”。因此，“小人”并不在乎处理事物是否得当。
其次，朱熹认为“私利”和“义”是对立的。他认为：“凡事不可先有个利心，才说着利，必害于义。圣人做处，只向义边做。然义未尝不利，但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17]他认为人不应当以谋求私利作为自己处理事情的出发点，出发点是“利”必然会“害于义”。所以圣人君子以“义”作为自己的道德准则。因此，朱熹认为凡事要先义后利、重义轻利。
再次，朱熹认为“利”为“义之和”。他说“《易》说：‘利者，义之和。’利只在义之和。义本是个割截裁制之物，惟施得宜，则和，此所以为利。”[18]他认为凡事做得得当便会“和”，“和”则生“利”。朱熹说：“‘利物足以和义’，只去利物，不言自利。”[19]具体来讲，“为义”需要“利物”，亦即要使万事万物各得其所。“如父之为父，子之为子，君之为君，臣之为臣，各自有义。然行得来如此和者，岂不是利？”[20]“为义”，更加具体地来说，就是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符合自己身份的事情，这样就会“和”，就会生“利”。实质上，这为“义”的践行提供了具体内容，完善了儒家伦理道德体系。
朱熹认为“义”为“天理之所宜”。他引入“理气论”为“义”提供了理论基础。他认为“义”是性，是圣人君子行为的依据，是必须践行的道德准则。具体来讲，“义”为“心之制，事之宜”。“心之制”强调“心”对于“义”的主宰作用。“事之宜”强调“义”体现于合理得当地处理万事万物上。朱熹认为“利”为“人情之所欲”。在义利关系上，朱熹认为万事皆有“义利”，二者是首尾的关系。其次，朱熹认为“私利”和“义”是相对立的，因此应当“先义后利”。另外，朱熹认为“义”为“利之和”，“为义”自然“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