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理论及其翻译观

1986　年，法国学者丹·斯珀波和英国学者迪埃珏·威尔逊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一书中提出涉及话语理解的关联理论。该理论认为话语交际是包括明示及推理两个过程的认知活动。明示是指说话人尽可能明确地向听者传达自己的意图，此意图包含直接表达的信息意图和隐含的交际意图；推理则指听者会将对话与自己认知语境中的一系列假设相结合并进行推论，从而不仅能从说话人明示的含义中获取说话人明示出的意图，同时还能推理出说话人暗含的意图。成功的交际中，说话人的交际意图能得以实现。

关联理论虽然没有对翻译提供直接的理论指导，但其中的一些概念和观点，如认知语境、处理努力、语境效果、最佳关联等，对隐喻的认知作用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关联理论认为认知语境在不断动态变化。通过增加上下文含意、加强现有假设、删除现有假设等手段，可以修正或扩充认知语境。认知语境中包含先前话语的信息以及可以被推出的文化和其他知识，主要的认知语境信息由百科、词汇、逻辑信息构成。根据这三种信息，听者可以对上下文进行假设来理解话语内容。

处理努力是指听者在处理言语，取得关联时所花费的心力。听者通过不断付出处理努力修正或扩充自己的认知语境，从而获得语境效果。它与受众能够从交际中获取信息的关联度相关，并不是所有的语境效果都是正面和值得追求的。

最佳关联是关联度的一种表现。关联性是相对概念，由处理努力和语境效果决定。一方面，所获得的语境效果程度越高，其话语关联性也越高。另一方面，解释话语需要付出处理的努力。如果所获语境效果大小相同的前提下，理解话语所需的处理努力越低，则该话语具有越高的关联度。依据上述关联度与处理努力、语境效果之间的关系，笔者尝试用如下公式来表示对关联度的判定，即：

关联度　=　语境效果／处理努力

显然，最佳关联指的是听者以最小的处理努力获得理解话语足够的语境效果。关联理论认为，成功的交际源于某种最佳关联的实现，也就是说听者希望不耗费太多心力就可获得充足的语境效果，并值得他对话语进行某种推理。

在关联理论框架下，话语被认为是说话人思想的解释性表达。因此，话语并不总是用同样的命题形式表征说话人的思想，这也是说话人有时使用隐喻的原因。在关联理论中，比喻性语言与非比喻性语言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隐喻只是一种随意言谈。在这样的随意言谈下，话语的命题形式与说话人思想的命题形式并不同一，但彼此相似，也就是说，它们具有某些共通的逻辑性质。隐喻的使用既是为了选择不直接解释说话人思想的一种话语结果，也是为了寻求最佳关联而采取的一种方式^[2]。隐喻的使用与理解都适用于关联原则，即在处理信息时，相同条件下，读者付出相对少的处理努力来获得较好的语境效果^[3]。

此后，德国学者格特（Gutt）于　1991　年在他出版的专著《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中首次将关联理论应用于翻译当中。格特认为翻译是译者根据交际者的意图（原语作者）和受体（译文读者）的期待对原语进行阐释—推理的过程。翻译的本质是原语作者—译者—译语读者之间的二重交际。而在这一过程中，译者扮演着双重角色，即：在第一个过程中，译者是信息接收者（听者），而在第二个过程中则扮演交际者（言者）角色。在这两重交际活动中，最佳关联均是交际成功的保证。译者一方面要付出努力寻找原语的最佳关联，因此对原语的正确理解是翻译的第一步；另一方面，以最佳关联的方式将原作者意图传达给译文读者，因此表达是翻译的第二步。显然，在两重交际过程中，最佳关联起到了确保交际成功的重要作用。

另外，格特还指出，由于隐喻性语言传递信息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译者对其任何隐含信息的明示都可能误导目标语读者对隐喻的解读。因此他定义了两种隐喻翻译策略：直接翻译与间接翻译。直接翻译强调保留原语所有交际线索，让目标语读者以此为依据去独立解读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而间接翻译策略则力求能让译语读者用较小的认知努力达到对译文的解读，且保障此解读相似于对原文本的预期解读。此外，对隐喻的理解还需要语境的互动，并受认知主体的影响。不管使用何种翻译策略，只要不违反关联原则，保证达到译文读者和原语读者面对同一隐喻信息做出同样的反应，达到了最佳关联，就是成功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