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亚连带的日本访问

徐志摩作为20世纪20年代北京文坛留英美派代表文人，其与日本方面的交流往来一直鲜受关注。徐志摩曾三次到访日本：第一次于1918年8月，第二次于1924年，第三次于1928年6月。其中，第一次和第三次访日均为赴美途中经过日本，并未在日本久留。而第二次访日，是为陪伴印度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访华结束后，继续陪同其访问日本。此次日本之行在徐志摩的文学生命中留下了诸多痕迹，如诗作《留别日本》《沙扬娜拉十八首》，散文《落叶》等。其中组诗《沙扬娜拉十八首》的第十八首在1925年徐志摩编辑自选诗集《志摩的诗》时被收入其中，并添加副标题“赠日本女郎”。徐志摩在世时仅出版了三本诗集：《志摩的诗》（1925）、《翡冷翠的一夜》（1927）和《猛虎集》（1931）。《沙扬娜拉一首：赠日本女郎》^[2]是诗集中的第二首诗，前接《雪花的快乐》，后接《落叶小唱》。在全书41首诗作中处于醒目位置，足见诗人对该作品的重视和喜爱。

另外，1924年这一时间节点在徐志摩的一生中也有特殊意义。1923年，自英国剑桥毕业归国的徐志摩于北京发起新月诗社，并于1924年1月起正式任教于北京大学，担任英文系教授。同年4月，泰戈尔访华抵达上海之时，徐志摩作为北方学界代表前往迎接，并担任随行翻译。在京期间，泰戈尔在徐志摩陪同下与北京文化界人士有过多次会见，并在先农坛举办讲演，观看徐志摩、林徽因等新月社成员用英文演出的诗剧《齐德拉》（Chitra），参加在北京女作家凌叔华家中举办的茶话会，直到6月初才离开中国前往日本。日本之行依旧由徐志摩陪同。因此，1924年是徐志摩在北京文化界崭露头角的关键之年，而同年徐志摩的访日也与泰戈尔的访华密不可分，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孤立事件，它既是20世纪20年代北京文化界的大事件，又是战前东亚国际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笔。

泰戈尔、徐志摩一行访问日本期间，时任随行翻译是日本女政治家、和平运动家高良富（1896—1993）^[3]。高良富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取得博士学位的女性，从中学时代起就与泰戈尔结下不解之缘，因此她也是实际促成1924年泰戈尔访日的重要人物之一。然而，鲜为人知的是高良富与近现代中国知识界也有颇多交流，此次访日期间结识徐志摩就是其中之一。前述徐志摩访日后创作的最著名的诗作《沙扬娜拉一首：赠日本女郎》，其“日本女郎”的原型也被认为是高良富。因此，本文站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文化界场域观照下重新审视徐志摩与日本的交流及其访日诗作，为解读诗中的日本意象、日本女郎人物原型及其文化心理的生成过程提供了一条内在理路。此外，本文希望通过广泛收集整理高良富的自传^[4]、著作集^[5]和写真集^[6]等日文资料，为重新解读北京“五四”新文学场域内的重要作家、作品提供新的史料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