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到近代日本女性家庭形象与角色的演变
近世儒家女训和近代良妻贤母主义都刻画了当局所需要的理想日本女性形象，以下将从二者的不同着眼，探讨近世到近代日本女性的家庭形象和角色的演变，并浅析其原因。
（1）家庭形象的演变
①顺妻——良妻
日本女性由近世在家庭内毫无发言权、万事以夫为先的顺妻演变为近代负责主内、有一定决策权力的良妻。近世女性一生“三界无家”，一生的宗旨只有两个字：服从（从父、从夫、从子）。“万事以夫为先，谦谨恭顺”，即使劝诫丈夫时也要察言观色、下气怡声；在近代，良妻贤母主义教育女子应当同男子一样，接受良好教育，在成为人妇后，专心在家料理家务、教育子女。良妻主内，消除丈夫在外工作的后顾之忧，贤母教育子女，为国家培育近代化新国民。女性在家庭内的地位有所提升。
②卑弱愚昧——有知识，有文化
近世《女大学》指出，女子生来就愚钝智浅，染“五疾”（不柔顺、怒怨、长舌、嫉妒和智浅）。由于男尊女卑思想的灌输，女性生来卑弱愚昧。
到近代，女子被纳入国家公共教育体系，接受中高等教育。在中高等女子教育机关中，良妻贤母主义是最主要的教育内容。女性不再是生来愚昧无知之物，她们接受良妻贤母主义教育，有文化素养，并且具备教育下一代的能力。
③借腹之物——教育母亲
近世女训中几乎没有提及女性“母亲”的作用。女性作为母亲的唯一价值，就是生养男性继承人。《女大学》“七去”之训中，女性无子要遭受“去妻”，因为“娶妻者传宗接代之故也”。借女性之腹，生养男性继承人，即所谓的“借腹之物”。由于“女子抚育子女亦惯于溺爱，实不可取”（《女大学》第19条），再加上女性生来卑弱愚昧，所以女性没有对子女的教育权利，最多只能教授女儿女工等家事技能。而教育子女的权利在男性，或是祖父，或是父亲，有关家庭教育的书籍也都是针对男性的，专门针对女子家庭教育的便是女训（汪麒麟，2008：21）。
近代，女性首次被赋予教育子女的权利，并作为“子女的天然教员”被寄予厚望。在家庭内，女性作为实施教育的责任人，因其由卑弱愚昧到有知识和文化，所以由近世的“借腹之物”华丽转变为“教育妈妈”。
④男性附属物——与国家未来相联系的国民
近世，女性是男性的附属物，没有被纳入国民体系。女训训诫女子的要求仅停留在家庭层面，强调要顺从丈夫，孝敬姑婆。
近代，学制首次将女性纳入国家公共教育体系。森有礼也指出“女子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女子为人之良妻，为人之贤母，国家富强之根本在于教育，教育之根本在女子教育，女子教育发达与否与国家安危有直接关系。”即：
首次颠覆性地将家庭女性的作用与国家相联系，重视女性在培育近代新国民时的非凡重要性，首次给予并肯定了女性作为社会公民的积极作用和意义，日本女性终于成为国家公民的一员。
总之，近世女性是谦卑、谨慎、温和、孝顺、贞洁、坚忍的。日本女性的家庭形象由近世极其卑下愚昧、从夫孝舅姑的侍奉奴仆，演变为近代有知识、有文化，能够“主内”，并负责教育子女的良妻贤母。
（2）家庭角色的演变
日本女性家庭角色由近世女训中的“顺妻”“孝媳”演变为近代良妻贤母主义中的“贤母”，而在近代“贤母”的角色中，“母”的内涵也随着良妻贤母主义的变化而不断改变。
①近世儒家女训中的顺贞之“妻”、孝从之“媳”
作为已婚女性，在家庭内本该同时兼具四种角色：人妻、人媳、人母和父母之女。然而日本近世女训对女性角色和作用却集中体现在她们在家庭中“媳妇”和“妻子”的身份上，却忽略了她们作为“母亲”的权利和职责，更是强调尽人媳孝道要远远重于尽女儿孝道。如果论四种角色责任程度的话，人妻同等于人媳并大于作为父母之女的责任，作为人母她们是被忽略的，她们只是借腹之物的“生母”，只有“生子”的义务，没有“育子”的权利。
②近代良妻贤母主义中的育子贤“母”
近世以来，女性作为“母亲”的角色一直是被忽略的，直到近代实行良妻贤母主义教育以来，母亲的角色和作用才得到重视和认可。在近世，顺贞之妻、孝从之媳是理想的女性形象，而到了近代，良妻和贤母才是社会一致推崇的女性观。其中，贤母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广泛关注，强调贤母在培育近代新国民时的重要作用，因此藏澄（2008：49）曾称之为“母性良妻贤母主义”。日本女性由近世借腹之物的生母，接管男性的教育权利，成为近代的育子贤母。
“贤母”的内涵也有三个阶段的变化：由明治初期的男女平等之母，到明治中后期男尊女卑之母，再到大正昭和战争期下的军国主义战士之母。前二者都是为了培养资本主义近代国家的近代化新国民，而在战争期内的“贤母”，则是为了培养对外扩张战争战士，并且母的角色被扩大化，女性不仅作为子女之母，更要作为整个家庭的母亲发挥作用。母亲是所有帝国战士之母，发挥为广大战士提供母亲慰藉的作用。
由上可见，在近代实行良妻贤母主义以来，女性首次作为“母亲”在家庭和社会受到重视并发挥作用。她们普遍接受教育，掌握知识和文化，在家庭内不仅要生儿育女，更重要的是掌握了教育子女的权利。“教育母亲”的作用得到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