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大江健三郎（1935—）的《同时代的游戏》出版于1979年，是以书信体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因其超前的方法技巧与创作理论，甫一出版，即受到各方评论家的不解与非议。小林秀雄更是直接联系到大江本人，对小说的创作方法进行了指责，表示读了两页就难以继续下去。^[2]但是，大江本人却颇为注重这部小说，并为之进行辩解，称其为“非常重要的小说”“是后期文学的基石”“作为作家得以生存下去的动力”，也是“成为小说家之后的第三个转折点”。^[3]同时，为了更清楚地向全球读者传达《同时代的游戏》这部作品的主题，大江还特意创作了与之相关的《如何杀死树木》（1984）和《M/T与森林的奇妙物语》（1986）等作品，来帮助读者加深理解。可见，大江本人对这部作品重视程度之高。

其实，纵观大江健三郎的全部文学作品，亦可发现《同时代的游戏》这部作品的重要性。作品的舞台选取了大江健三郎文学一以贯之的“森林村庄”，作品中人物铭助等的故事情节及其叙述，与大江后期作品《水死》的文脉有着极强的互文性，而且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共同体思想”也是大江文学中迄今为止隐性存在的一大主题。

“破坏人”是《同时代的游戏》中最具象征性的语言。为了能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背后的文化含义，“破坏人”这一人物形象的解读尤为关键。本文拟结合“原型”理论，通过对《同时代的游戏》中“破坏人”的两义性进行研究，来探究隐藏在两义性背后大江对“共同体”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