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期的争鸣与讨论

20世纪20年代后，鲁迅等文学家、翻译家普遍使用“重译”一词来表述间接翻译的现象。这或许是受到日语中「重訳」说法的影响，但这一术语时常会与“复译（retranslation）”产生混淆。为了避免混乱，本文中将统一使用“间接翻译”这一术语。

在这一时期，各语种人才陆续增多，翻译条件大为改善，强调忠于原文的翻译家越来越多，“‘直译’这名词，就是在那时兴起的”。^[32]20世纪以来，前期几乎无条件接受间接翻译的弊端暴露出来，不少间接翻译作品表现出对原文不忠、误译等明显缺点，因而人们对间接翻译的容忍度降低，林纾就是饱受批判的靶心人物。为此，学界掀起了一场围绕间接翻译的利弊、必要性与必然性的争论。

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各尽所能”一文中说：“有人英文很好，不译英美文学，而去投机取巧地去间接译法国的文学，这是不好的。因为间接翻译，是一种滑头办法。如果不得已时，是可以许可的。但是，避难就易，是不可以的。”

对此，鲁迅虽也主张直接翻译优先于间接翻译，但他对穆木天的看法提出了异议。鲁迅在《论重译》中写道：“对于翻译，现在似乎暂不必有严峻的堡垒。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机，也不必推问。深通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重译本，有时会比不甚懂原文的忠实者的直接译本好。”^[33]茅盾也提出过间接翻译优于直接翻译的例子。他认为《战争与和平》有过几个版本，但直接从俄文翻译过来的译本并不理想，还是董秋斯从英文间接翻译而来的译本更好。

之后，鲁迅还在《再论重译》中写道：“我主张首先要看成绩的好坏，而不管译文是直接或间接，以及译者是怎样的动机。”^[34]鲁迅认为，若随时代发展，各种名作有了直接翻译的版本，那么这自然就是淘汰间接翻译版本的时候。但是，直接翻译的版本必须优于间接翻译的版本，而不能以“直接翻译”当作挡箭牌。^[35]

此外，郑振铎在其1921年的《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一文中同样也指出了间接翻译的种种不足，但他注重实事求是，提出间接翻译的质量与译者的“慎重与精审”密切相关，即主张间接翻译时应从诸多译本里选择最为可信的译本；如译本有两种以上时，应该将其搜罗齐全，逐一加以对照；译完后，应该请精通原本文字的人员进行校对。^[36]郑振铎提出的“将多种译本搜罗齐全，逐一加以对照”的方法也体现在后人对间接翻译新分类的研究中，称为“合译”或“多个视点对照”，是间接翻译寻求进化的必然结果。

五四时期，关于间接翻译的争论如火如荼，直接翻译不断发展，而间接翻译仍然与其并行不悖。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中国有识之士开始译介俄苏作品，宣传马列主义与俄苏文化，试图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俄苏的作品大量从英语、德语或日语间接翻译成中文。^[37]此外，鲁迅等人还通过间接翻译，向国内译介了大量北欧、东欧等弱小民族国家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