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阶层的兴起

平安时代（794—1192）末期，武士阶层逐渐崭露头角，这给中日之间一度停滞的交流带来了转机。

自公元794年废除遣唐使以来，日本与中国的交流减少。虽民间依然保持着商船往来，但主要是以中国赴日的民间交流为主，当时南方的吴越国做了尝试，试图与日本建立国交，以获取贸易利益，但日方的态度却相当敷衍。当时的日本政府对外采取极消极的态度，几乎处于锁国状态，严禁官员和国民私自渡海。永承二年（1047），有一个名叫清原守武的人，因为私自入宋，货物被没收归官，人被流放到佐渡，他的同党五人被处徒刑。^[2]

但随着武家的兴起，这种情况逐渐出现了转机。经历了保元之乱和平治之乱，平家逐渐掌握政权。仁安二年（1167），日本武士平清盛（1118—1181）登上太政大臣的宝座。平清盛统治下的平氏政权没有采取先前一直奉行的闭关政策，而是主动与中国南宋政权通好并积极推进中日贸易的发展。^[3]　为了使宋人商船直达其福原别庄所在的摄律，平清盛在今兵库县修建大轮田泊港口，同时开拓濑户内海的水上航道。嘉应二年（1170），平清盛在福原别庄招待宋朝商人，特意邀请后白河法皇出席^[4]。宋朝商人回国后，向有关部门禀报了此事，宋朝便通过海商向日本政府送去了牒状和礼物，旨在扩大双方贸易关系，由于牒状中存在“赐”这一居高临下之字眼，受到了日本朝廷贵族的强烈反对。但平清盛仍是力排众议，坚持回以牒状与礼物。此后，也开始出现日本赴中国的商船，这一点在《宋史·日本传》当中可以看到明确的记载：

淳熙二年，倭船火儿滕太明殴郑作死，诏械太明付其纲首归，治以其国之法。三年，风泊日本舟至明州，众皆不得食，行乞至临安府者复百余人。诏人日给钱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国舟至日遣归。十年，日本七十三人复飘至秀州华亭县，给常平义仓钱米以振之。

源氏战胜平家，开设镰仓幕府掌握政权以后，也依然维持了这种支持对宋贸易的态度。据《宋史·日本传》的记载，绍熙四年（1193）、庆元六年（1200）、嘉泰二年（1202）均有因航海途中遇到风暴飘至中国的日本商船：

绍熙四年，泰州及秀州华亭县复有倭人为风所泊而至者，诏勿取其货，出常平米振给而遣之。庆元六年至平江府，嘉泰二年至定海县，诏并给钱米遣归国。

另外，幕府还对前往宋的商船数量做出了规定。据《吾妻镜》建长六年（1254）四月二十九日条记载，驶宋船数量不得超过5艘：

议定唐船事，批示规定员额即日施行。凡驶宋船以五艘为限，此外不得建造，应速令毁弃。

木宫泰彦认为在此以前往宋的商船数量当为数更多^[5]。

由此可见，随着武士阶层的兴起，日本与中国之间的交流逐渐增多。虽然国家层面并未直接建交，但日本统治阶层对与中国贸易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国民不再因私自出海而获罪，中日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颇为频繁。而这也为中日佛教僧人的往来提供了便利，不少僧人趁此机会随商船入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