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间接翻译的研究现状
我国关于间接翻译的研究论文最早发表于2004年，起步较晚。国内早期的研究称之为“重译”，后来也多称为“转译”“二手翻译”，近年来随着国内翻译学界逐渐与国际接轨，在翻译学国际视野的影响下，学界开始沿用“indirect translation”的说法，采用“间接翻译”这一术语，日语则称之为“重訳”或“リレー通訳”。
图1 2004年以来CNKI上关于间接翻译的研究论文数量分布
截止2020年11月，根据中国知网CNKI的数据，国内以间接翻译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文仅有21篇（论文关键词中含有转译或间接翻译[6]），这些论文的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2004年以来，国内发表的关于间接翻译的研究论文数量少之又少。虽然近年来，国内翻译学界开始关注和重视间接翻译，但从整体数量上看，相关研究的数量仍然还有待提高。
下面从五个方面简要概述国内间接翻译的研究现状。
（1）翻译史学角度的研究
21世纪初，我国间接翻译的早期研究主要从翻译史学角度出发，从比较宏观的视点对某一历史时段中间接翻译的状况和作用进行整合梳理。佘协斌和陈静（2004）[7]在《我国历史上的转译及其利弊得失》中就间接翻译的定义与产生原因、我国历史上的间接翻译情况以及其利弊得失等问题进行了历史回顾与思考，指出转译在我国翻译史上存在的必要与得失。
陈言（2005）[8]在《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中的“复译”、“转译”之争》中分析这些翻译和文化现象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指出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价，并进一步提高其翻译质量。
邸爱英（2007）[9]的《1919年～1949年中国翻译界的转译现象》从多元系统论、目的论和译者主体性等角度，分析了该历史时段的间接翻译活动和社会文化因素，指出其中深刻体现出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制约和影响，并指出开展间接翻译研究对当代世界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
王友贵（2008）[10]在《中国翻译传统研究：从转译到从原文译（1949～1999）》中考察了20世纪“小语种”文学翻译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间接翻译现象，分析从何时、如何从以转译为主到实现从原文译的突破性转变，并总结了间接翻译大面积存在的原因。
（2）具体语境下的个案研究
2010年后，除了宏观的翻译史研究，也有部分研究在某一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对间接翻译进行了个案分析。李建梅（2012）[11]在《转译现象与中国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以“小说月报”（1921-1931）为例》中描述了鲁迅、周作人、沈雁冰等主要译者的间接翻译情况，并指出从翻译政策来看，启蒙救亡和改造国民性等社会思潮是间接翻译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罗列（2014）[12]的《论20世纪初中国女性译者的间接翻译及自觉意识》总结了1898年至1930年的女性译者的间接翻译实践，指出在20世纪中国翻译规范的变迁过程中，女性译者超前的间接翻译意识催发了新规范的萌芽，认为其在构建现代翻译规范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3）间接翻译的本体问题研究
近年来，学者们转而关注间接翻译本身的定义、性质内涵、分类状况、运作机制与研究方法。荣立宇（2015）[13]在《间接翻译及其类型刍议》中首次提出直接翻译是绝对的，而间接翻译是相对的，间接翻译有着更加广泛的外延与内涵，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所谓转译的代名词。即间接翻译是从源出语文本到目的语文本的翻译过程中出现了任何中介的参与，包括中介语言（可与目的语相同，也可与之相异）与中介者。他从间接翻译的运行机制出发，提出了六种不同类型的间接翻译，对间接翻译的深入认识与研究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田园（2019）[14]在《“重译”概念初探》中厘清了“重译”“复译”“间接翻译”等概念的历史内涵以及翻译界目前对这些概念的普遍理解，并指出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认为正确区分概念内涵、区别使用术语对今后相关研究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孙永佳和孙志祥（2020）[15]在《间接翻译的研究方法探究》中总结了间接翻译存在的部分原因，认为间接翻译具有一定的隐藏性，从而提出5种对间接翻译的研究方法和路径，即副文本元素、书评、译者背景、历史和社会背景、翻译比较和访谈，提供方法论指导。
（4）新的视角与理论研究
李宏顺（2019）[16]指出，除了翻译史学角度外，学界还需要以新的研究视角来审视间接翻译中多语言多文化的互动关系。因此，他在《复合间性视野下的间接翻译研究》中，借用复合间性的理论视角，深入探讨了间接翻译的三个维度（主体间性、文本间性和文化间性），认为间接翻译是一个原作者、中介语译者、中介语读者、出版商、文学评论者、目标语译者和读者等主体在历时和共时的维度中进行多主体互动的翻译接力过程；间接翻译文本是文本间性的产物，刻写着源文本和中介语文本的印痕，同时杂糅着原作者、中介语译者和间接翻译译者的声音；间接翻译也是一个三种（或以上）文化沟通和交流的竞技场，是文化间性的生动呈现。
Hongwei Jia（2020）[17]在《间接翻译：符号学视角》中指出，“人们普遍接受的间接翻译仅仅只建立在其最狭义的定义之上”，他把间接翻译看作“一种最广义的符号活动”，将其重新定义为“一种通过真实或虚拟的中介符号进行转换的工作，而不是直接从最初的原始符号文本转化而来（笔者译）”。此外，该研究将荣立宇（2015）的六种间接翻译分类重新命名并进行修正补充，从间接翻译实践所涉及的语言类型和符号学的整体角度提出了新的分类，探讨并提出了间接翻译的运行机制模型。
由此可见，从内容上看，这些论文主要聚焦间接翻译的定义、性质、分类、研究范围、运作机制以及理论层面等方面进行探讨。但由于国内针对间接翻译的研究论文数量太少，整体的研究广度和深度都有待提高。相反，研究我国近现代某一历史时期的翻译状况以及翻译家的论文不在少数，尤其以研究清末民初或五四时期翻译现象以及对林纾、鲁迅、穆木天、郭沫若等一大批名家译作的论文居多。尽管这些研究所涉及的时代背景与翻译实践案例中始终存在间接翻译的影子，但论文中对间接翻译现象仅仅只是简单提及，并未将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而专门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