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

我国近代外国文学的翻译开始于19世纪末，也就是清朝末年。许多学者在谈及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时，都将林纾作为不得不谈的开端。林纾精通古汉语，不懂外文，却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及“译学泰斗”。林纾译作的最大特色为“耳收手追”“口译笔授”，即通过与很多熟悉外语的留洋人士合作，根据他人口译的原文大意，改写并加以润色，以古文笔体译写外国小说。

荣立宇（2015）与Hongwei　Jia（2020）认为这种翻译形式在与原文的关系以及进行翻译的译者上均存在间接性，因而它属于间接翻译的一种类型。Jia将其称为“Interpreter-based　relay　translation　process（基于译员的转述翻译）”。

通过这种间接翻译的方式，以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之林译版《巴黎茶花女遗事》为首，“林纾和他的合作者，共翻译了一百七十一种外国文学作品，使得中国读者知道了英国的莎士比亚、司各特、狄更斯，法国的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西班牙的塞万提斯等伟大作家及其不朽名著”^[29]，对我国近现代文学发展及文化改良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林译的小说影响了五四时期及以后的整整几代文学家和广大读者，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钱锺书等人。

然而，一般而言，人们对于林纾的态度基本继承了钱锺书的判断，虽然承认“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但的确“漏译误译随处都是”，茅盾也认为林纾的翻译“和原文有相当大的距离”^[30]。五四时期，代表“古”的林纾更是受到了陈独秀、刘半农等“新”文学代表人物的猛烈批判。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林纾的批判与对间接翻译的批判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林纾确实通过间接翻译，为中国打开了与世界文学沟通的窗口，掀开了新文学的一页。正因如此，直至今日，林译研究都方兴未艾，甚至外国学者都对此颇感兴趣。林译小说的再版、重新审视林纾翻译的呼声也证实了其研究价值与意义。

根据樽本照雄（2016）^[31]的《林纾冤罪事件簿》，刘半农等人用以批判林纾的最有力证据是他竟将莎士比亚的戏剧改译成了小说，是极其大逆不道的拙劣翻译。但樽本照雄进一步指出，林纾翻译时的底本并非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原文，而是他人的改写版本。底本问题是那个时代的译者所共有的问题，也是造成间接翻译研究难行的重点，对间接翻译的进一步研究与重新评价具有重要意义。